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从跟随仿制到自主创新，创新药出海见证着中国生物医药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变。
    在这过程中，一家从成都温江走出的生物医药企业——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百利天恒”），正将中国创新药的锋芒展现在世界舞台。
    以仿养创，全球协同。百利天恒的名字，在此之前更多停留在行业报告的细分章节里。它1996年在成都温江诞生，最初以化学仿制药和中成药立足，2010年前后悄然启动转型，2014年在美国西雅图布局创新药研发中心，2023年登陆科创板，2024年凭借一笔高达84亿美元潜在总交易额刷新行业纪录。这一连串跨越近30年的成绩背后，站着一位始终带着“科学梦”的创业者——朱义。
    朱义将科学家的严谨与企业家的韧性拧成一股绳，带领百利天恒在生物医药这个需要“十年磨一剑”的领域里，走出独特的节奏。
    仿制药积累与转型觉醒
    1996年的成都温江，医药产业还处在萌芽阶段。朱义和团队带着“做真正有价值的药”的想法，创办了百利天恒的前身百利药业，并确定从化学仿制药和中成药起步。
    凭借仿制药产品，百利天恒逐渐在市场站稳脚跟，2011年实现营收3.66亿元、净利润3987万元，成为西南地区仿制药领域的黑马。
    但仿制药的“甜蜜期”并没有让朱义满足。“未来仿制药会很卷，再做仿制药就是贴身肉搏，利润极少。”他早在2009年就看清行业趋势。
    2010年，成为百利天恒转型的关键节点。这一年，朱义压下了继续扩大仿制药规模的念头，坚定启动“以仿养创”的路线。
“其实一开始就想做创新，但是当时没这个条件。创新药是非常烧钱的，因为你有大量的实验要去做、研究要去做，没条件就没法做到。”他坦言，当时的自有现金流并不多，但“实在憋不住了，再不做真的是忍无可忍，一定要去做。”
    转型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
    没有成熟的研发团队，朱义就从大学里面招博士、硕士、本科，“一轮一轮地招，大量招”。没有海外创新资源，他就亲自带队考察，“2013年第一次去美国，看到顶尖生物技术公司才十几人，年成本约1000万美元，正好我们能拿得出。”
    朱义记得，最困难的是2021年，公司转向亏损，每年剩下的现金流仅有1000万美元，“但我们没有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危机。”这份幸运背后，是他对研发节奏的精准把控。
    2014年，百利天恒在美国西雅图创建SystImmune公司，这是公司全球化研发的重要一步。“我们要融入全球化创新高地，所以在西雅图建研发平台。”朱义解释道。
    当时，药企很少有勇气在海外直接布局早期研发，更不提押注双抗ADC（抗体偶联药物）这种前沿技术。“单抗ADC都没做好，还做双抗？”
    同行的质疑声不绝于耳，但朱义没有退缩。“一半的资源给到他们，他们按照他们思路做，另外一半的资源，按照我的思路做，用结果来裁决。”朱义表示。
    即便全力投入创新，百利天恒也没有放弃仿制药业务。“仿制药给我们带来一些固定的收入，每年都有几个亿。”朱义说，这部分稳定的现金流，成为创新药研发的压舱石。
    创新药赛道上的破釜沉舟
    “我们现在的重心还是放在创新药上投入，聚焦的都是肿瘤适应证。”采访中，朱义多次强调企业的研发方向。
    自2010年转型以来，百利天恒就将所有研发资源集中在肿瘤治疗领域。这份专注，让企业在创新药研发的漫长周期中，始终没有偏离方向，也为后续的技术突破奠定了基础。
    创新药研发的“三个10”定律，是朱义必须面对的挑战。
    “10年时间、10亿投入、10%成功率。”背后是无数企业的折戟沉沙。但百利天恒选择了以时间换空间。
    从2010年决定转型到2025年，15年的时间里，企业在创新药赛道上持续投入。
    成本控制是企业在长期研发中存活下来的关键。“创新药研发开支很大，但我们的成本在行业里面算比较低的。”朱义解释，企业通过“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模式，减少了对外依赖。
    “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相对而言成本也算低了。”这种成本优势，在行业亏损周期中尤为重要。“2021至2023年我们是亏损的，但在同企业里算是成效非常好的。”更重要的是，企业把钱花在刀刃上，“研究人员要买仪器设备，早晨提出来晚上就能拿到。我们让采购以最快速度买回来，不比价不砍价，让研究人员不把热情耗在流程上。”朱义说。
    在肿瘤治疗领域的深耕中，朱义也形成了自己的研发方法论。
    “我们会迅速地把前沿勾勒出来，然后要建立科学逻辑，用逻辑穿透前沿。如果你能够穿透前沿，你就能做最领先的东西。”朱义认为，研发不能追热点，“不要盲目追热点，做你自己擅长的。”这种基于科学逻辑、聚焦擅长领域的方法论，让百利天恒在研发中少走了很多弯路。
    人才是研发攻坚的核心支撑。“你需要一批真正有才华的科学家。”朱义招聘人才的标准很明确，“第一看他是不是在这个领域最前沿深耕，第二看他是不是一说起有挑战性的工作，眼睛就发亮，有热情来做这件事情。”在美国西雅图的研发中心，他亲自面试每一位科学家，“不看重他是不是博士，是不是博士后，反而一些硕士或者一直在一线工作的人才对数据最敏感。”这种理念，让企业聚集了一批核心研发力量。
    “脏靶点”里熬出的ADC
    在百利天恒的创新管线中，iza-bren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这款被称为“全球首创、新概念且唯一进入Ⅲ期临床阶段的EGFR×HER3双抗ADC”，不仅是企业15年研发的结晶，更在2023年与跨国药企BMS达成高达84亿美元潜在总交易的合作，创下全球ADC领域单一资产交易纪录。
    而这款药物的诞生，始于一个被全球药企放弃的“脏靶点”的探索。
    当时，全球医药界普遍认为EGFR是“很脏的靶点”——“很多正常组织都有这个靶点，你把它做成靶向药，就会攻击正常组织。”朱义回忆，不少跨国企业都放弃了这个靶点，但他却看到了机会。“虽然它很脏，但它在肿瘤上有高表达，那么我们就要用我们药物分子的设计来让它聚集在肿瘤周围，而不去正常组织，或者少去正常组织，使得有效性更好，但是副作用更小。”朱义表示。
    这个“反主流”的想法，让研发团队承受了巨大压力。
    “团队里的科学家普遍认为，因为包含EGFR靶点，双靶点叠加会产生更大的毒性，此前大公司都失败了。”朱义说，为了验证自己的思路，他花了一年多时间招募新的科学家做第三方验证，“用数据结果导向。”
    最终，实验数据证明了他的判断——iza-bren通过独特的分子设计，实现了对肿瘤组织的精准打击。“直到我们上了临床，直到今天，因为这个设计理念我们最终没发表，能够理解这一设计理念的人仍然是极少数。”朱义的话语里，藏着对自主创新的骄傲。
    如今，iza-bren已成为全球唯一进入Ⅲ期临床阶段的EGFR×HER3双抗ADC，在中国和美国开展约40余项临床试验，其中国内已启动10项Ⅲ期临床，涵盖非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鼻咽癌、乳腺癌等多个瘤种，7项适应证被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纳入突破性疗法认定，美国FDA也授予其1项突破性疗法认定。
    iza-bren的成功，离不开企业搭建的核心技术平台。百利天恒构建了创新ADC药物研发平台（HIRE-ADC平台）、创新多特异性抗体研发平台（GNC平台）及创新核药研发平台（HIRE-ARC平台）。其中，HIRE-ADC平台具备“抗体筛选、linker-payload优化、偶联工艺开发”全链条能力，GNC平台则可开发四特异性抗体药物甚至更多。
    “ADC药物是一个复杂分子，很多环节都需要创新。所以在每一个核心技术平台上，我们都要具备最前沿的技术能力。”朱义对这些平台的技术实力充满自信，“关键是设计理念，通过对肿瘤生物学的洞察和海量数据积累下来的分子动力学的洞察，形成了我们的设计理念，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这些平台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协同的。”朱义解释，比如HIRE-ADC平台的技术，也能支撑GNC平台的多抗药物偶联，形成“多抗+ADC”的组合优势。至今，百利天恒已有9款ADC药物、4款GNC药物、1款ARC药物进入临床阶段，形成了丰富的创新管线。
    扎根成都的MNC梦
    2023年6月，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百利天恒公布了iza-bren的临床数据。会后，全球前十大跨国药企中有8家立即发出了合作邀约。
    这场意料之外的关注热潮，让iza-bren被誉为“近10年最受关注的肿瘤药物”，也给了百利天恒重新定义跨国合作规则的底气。
    与BMS合作，是iza-bren走向全球的关键一步。在谈判中，朱义划下了一条让外界惊讶的底线：“不做单纯授权，要共同开发、共享商业化。”
    不同于传统的买断式合作，“我们保留中国内地的独家开发及商业化权利，BMS拥有中国内地及美国以外的独家商业化及开发权利。”朱义介绍，百利天恒坚持利益共享，就是要走出中国，成为全球公司。
    在朱义看来，中国创新药企出海需要清晰的自我定位。“如果要做快速跟进，其实某种意义上，不用出海。但如果要争夺海外市场，一定要去做从0到1的创新。”这些思考，帮助百利天恒选择了最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
“成都的文化恰恰是比较沉静的，和生物医药研发需要的节奏很匹配。”采访中，朱义多次提到成都对企业发展的支撑。作为一家从成都温江成长起来的企业，百利天恒的发展始终与这座城市的产业优势深度绑定。
“我们的研发团队里，很多都是成都本地高校毕业的学生，他们踏实、稳定，能沉下心做研究。”不同于一线城市人才流动频繁的情况，“成都的研发团队很稳定，人员能沉淀下来，研发就会更顺畅。”这为长周期的创新研发提供了保障。
    成都的产业生态，也为企业降低了研发和生产成本。百利天恒在成都有四个生产基地，分别是国瑞基地（注射剂及口服制剂）、百利基地（口服固体制剂及注射冻干粉）、海亚特/精西基地（中间体及化学原料药）、多特生物基地（创新药）。这种“中间体-原料药-制剂”一体化的生产布局，让企业实现了自主生产。
    “成为跨国药企，不是为了规模，是为了让中国创新药被全球认可。”朱义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已经有了“快速跟进”的能力，但还需要更多“0-1”的源头创新能力。
    谈及成都生物医药产业的未来，朱义表示，百利天恒计划进一步扎根成都，“在温江建全球供应基地，支持创新药的全国和部分全球供应，让成都制造的药物，不仅服务中国患者，还能供应全球。”
    未来5年，百利天恒的全球化目标非常明确——2029年成为肿瘤领域入门级MNC（跨国药企）。朱义解释，这个“入门级”有四个标准：全球领先的早研能力、全球临床开发能力、全球供应链能力、全球商业化能力。“目前我们前三个能力已经具备，只差商业化，这需要时间和资金，但我们有信心。”
（图1）创新药生产过程。
（图2）研发人员正在进行实验。
（图3）成都多特研发中心——生命科技园大楼。
（图4）百利天恒美国全资子公司SystImunne在西雅图的研发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