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汇，也被称为“侨批”或“银信”，是华侨华人从海外寄回国内、以汇款为主的家庭书信兼汇款凭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家急需进口大量军用物资，外汇需求骤然大增，而出口贸易却因战争急剧减少，外汇供给日益紧张。
    当时约有七成华侨集中在南洋地区，侨汇主要通过信局、银行和邮局三种途径流入国内。国难当头关键时刻，侨汇不再仅是赡家性质的，投资实业和救国捐款性质的侨汇比重不断上升。中国银行历史档案中，就有两张马来西亚槟城和荷属泗水寄鼓浪屿华侨银行、入中国银行鼓浪屿办事处行账的侨汇票据。
    厦门是闽南地区的侨汇重镇。1937年，中国银行厦门分行承顶合昌信局牌照，便利收发侨信汇款。1938年厦门沦陷后，合昌信局移驻泉州避难，鼓浪屿办事处利用租界有利条件，为服务侨眷、沟通侨汇做了大量工作，顿时声名鹊起。
    由于解付侨汇迅速安全，中国银行在侨胞中树立了良好信誉，委托其解付侨汇的南洋侨批局一时激增，几乎囊括了闽南的全部侨汇业务。爱国侨领、曾任中国银行官股监事陈嘉庚先生所著《南侨回忆录》中写道：“幸中国银行负起责任，遍设办事处于闽粤内地各城市乡村以谋补救，款无论多寡，地无论远近，路无论通塞，皆乐予收汇，而汇水又甚低廉。”
    因调动各方力量全力抗战的迫切需要，当时采取了集中办理侨汇、鼓励侨资内移等一系列侨汇管理措施。国内银行机构加强合作，给华侨汇款以种种便利。随着国内大部分领土和南洋地区相继沦陷，国内外侨批局数量锐减，中国银行等多家银行受命在海外增设机构或代理处，以便沟通汇路。
    自1928年成为政府特许国际汇兑银行后，中国银行积极开办侨汇派送业务，抗战期间更是克服重重困难解付侨汇，同步增设海外机构，织就侨汇金融网。1939年，中国银行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14％，1941年增至46％，此后一直保持在50％左右。时任八路军军代表的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等曾联名致函感谢中国银行代转侨汇支持抗战。
    海外华侨积极支援祖国抗战，侨汇收入成为抗战时期政府财政的经济支柱之一，也是外汇的主要来源，在弥补贸易逆差、稳定法币币值、缓解战时通货膨胀、补充军费巨额消耗、促进后方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侨汇票据，虽然只是战火纷飞年间无数侨汇票据的小小缩影，但是以直观的实物形式见证了抗战期间普通民众守望相助的家国牵挂，现今，已成为我们回望那段救亡图存、民族复兴岁月的鲜活记忆。
    诚以修身，信以立业。随着时代变迁，侨汇的“付款承诺”从个人信用、商业信用逐渐发展到银行信用，彰显了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传统美德。这也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现实写照。（刘佳）
   （图）1939年6月，荷属泗水寄鼓浪屿华侨银行，款项入中国银行鼓浪屿办事处侨汇票据。中国银行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