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已正式写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面向未来，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核心，就在于把握好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激励作用，以“知识产权”激励创新，用制度安排保障创新三大关键环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蓄势待发。世界各国都在密切关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发展机遇，特别注重发挥知识产权在创新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以科技为代表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正在演化为围绕知识产权展开的产业和产品创新的竞争。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教授曾在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讲述了一个故事：早期海洋运输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无法准确确定航运者的位置，这需要纬度和经度两方面的知识。人们确定纬度的能力具备以后，亟需一台用于测定经度的高精度计时钟。为激励发明这种计时钟，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悬赏1000金克朗，荷兰把赏金提高到10万弗罗林，而英国则依精确度确定赏金为1万到2万英镑。直到18世纪初，悬赏金才“花落”英国钟表匠约翰·哈里森手中，他为发明该项技术已耗尽了半生精力。
    这个故事折射出，精确测定轮船位置隐含巨大商业利益，但其技术突破的时间早晚，则取决于诺思教授所言的“有没有所有权来保证发明者的收入因节省了轮船航行时间而增加”。固然，悬赏不过是激励创新的“一锤子买卖”，而一项专为创新成果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保护制度则可以提供更为持久的激励。而事实也的确如此，高精度计时钟的问世，与其说是“悬赏”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知识产权”激励的结果——因为英国政府在这之前就已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用于专利权保护的《独占法》。若缺少类似的知识产权制度安排，也即忽视“知识产权”的激励作用，就不可能有人甘愿拿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去为社会利益冒险。
    高精度计时钟发明的例子表明，“知识产权”激励是实现创新激励最直接、最有效和最持久的方式和手段。由此，对于一个具体的创新主体而言，除非获得一种类似专利权保护的知识所有权优势，否则不大可能有人心甘情愿地投身于社会创新活动。也就是说，创新源泉“涌流”现象，唯有在创新者能够拥有其创新成果所带来的收益时才会出现。
    众所周知，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在于为社会创新活动的参与者提供有效的激励并进而形成稳定的预期。没有对创新活动的主体提供足够的激励，包括对抗“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激励，创新成果产出与应用过程中的“阻滞”现象就难以避免。
    实践中，尽管实施“知识产权”激励的方式和手段多种多样，但相关激励制度安排的目标靶向不外乎瞄定以下三大环节：研究开发过程中的奖励政策（多层次创新成果评价与奖励制度等）；成果产出后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等）；成果应用环节的股权激励制度（包括期权激励等）。与此相适应，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的政府，在激励社会创新方面的主要职能，就在于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竭力维护创新者合法权益。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际上是以与激励社会创新活动相关的各种制度安排，有效率地促进创新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前提的。因为在一个商业化社会里，创新是有条件的，而非自发产生，它除了“知识产权”激励外，还需要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来保障。知识和技术的存量虽然能够界定人们活动的上限，但它们本身并不能决定在这些限度内如何取得成功。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才是决定一个社会经济实绩的关键。
    理论上，导致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相关制度供给的结果，技术变迁反过来又成为制度需求的有力源头。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障创新活动的主体得到应得的最低限度的报偿。任何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基本任务就是给个人行为形成一个激励集，由此鼓励社会创新活动，来保障社会创新活动。
    回望我国，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促进生产力发展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伟大变革。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演讲时指出的，“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为创新拓宽道路。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
    （作者系民建湖南省财政与金融委员会委员；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