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庄严承诺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发达国家的碳达峰都是在后工业社会完成的，例如欧洲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实现碳达峰，美国在2005年左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大多是在2050年左右，所以它们有相对长的时间进行经济调整。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的时间，所以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时间更紧迫、压力更大、困难更多。
    当前中国社会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仍是重要任务。无论是城市与工业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新基建，对能源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加。如何形成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多方共赢的局面，是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在努力破解的难题。面对这一难题，中国提出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布局，并把数据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一个重要生产要素，推动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中国的数字经济战略是对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直接诠释，也是中国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态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虽然加工数据的劳动工具（服务器、存储器）依然会产生碳排放，但数据产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所带来的附加价值远超过其他时代的产品。所以，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建设基于数据要素的数字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数字经济的概念是近些年才逐渐形成的，这是一个数字技术逐渐向社会经济系统渗透的过程。1989年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首次提出了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模型，人类开始进一步思考全球信息互联的意义和价值，并由此开启了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20年，也就是这本书所讲到的消费互联网的黄金20年。随着连入互联网的计算机和网民数量的飞速增长，流量红利使资本市场趋之若鹜，并催生了让人应接不暇的大量互联网创新应用，互联网经济以井喷态势席卷全球。进入2009年，全球经济出现下滑，人们也开始反思流量经济所引发的问题，就像这本书中分析的，缺乏信用的流量经济无法承载企业之间的大额交易，更无法承载产业链和产业生态。于是信息连接的范围从互联网经济时期的广度阶段开始走向与传统产业融合的深度阶段。
    经过了十余年的实践，中国数字经济在政策层面具有一定领先性，操作层面也有很多优秀案例，唯独在数字经济理论层面还没有取得太多突破。这本书在论述东方哲学系统论的思想先进性的基础上，强调了数字经济是一个万物互联的系统，并把这一系统区分成实体空间和数字空间，对两个空间中人群的组织方式、消费模式也做了讨论，相信这些有益的探讨对中国数字经济理论的深层次发展裨益良多。
    数字经济是技术经济学也是政治经济学，需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视角来深度理解。在数字生产力部分，作者总结了数字生产力的“五全基因”，从而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数字生产力具有如此巨大的创造性。在数字生产关系部分，作者强调了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是要进行生产关系变革，并提出了发展数字经济要释放“智慧人口红利”的观点。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都可以从这样的论述中找到实际操作的思路。
    数字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形态就是平台化发展，作者针对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提出了四个基本步骤，并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平台经济反垄断等问题做了深入分析。针对数字经济建设中的数字金融领域，作者在多年参与金融实践工作的基础上，也给出了具有启发性的思考，指出数字技术在解决信用评价、资产穿透等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并探讨了如何基于数字技术建设产业数字经济理论和方法体系，这对我国形成新时期的中国式金融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本书最后给出的实践案例，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先科技企业百度、腾讯、京东、阿里巴巴等在发展数字经济过程中所做的大量探索。它们从实践的角度一方面印证了这本书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中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方法论。这本书中收录的这些经验，值得其他传统企业借鉴。
    （作者系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黄奇帆朱岩邵平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