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新书《解惑集：中国经济专题答疑录》（下文简称《解惑集》）近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很荣幸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林老师发来的书稿，并有机会为这本书撰写书评。这里尝试从三个视角对该书进行评述，与大家分享我的读书心得，供大家批评指正，并向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怀有浓厚兴趣的学友们强烈推荐这本著作。
    《解惑集》开风气之先，堪称经济学教学改革的重要成果
    在我看来，这是一本极为奇特的书籍。和以往的专业书不同，这是一本有关中国经济的专集答疑录。因新冠肺炎疫情原因，林老师改变了“中国经济专题”课程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们网上观看这门课录制的视频，将原定授课时间改为网上答疑，针对学生们提出的问题进行逐一解答。教与学的精准匹配并以问答形式展现，极大推动了因材施教和教学相长。这实际上对教师的学识要求更高，必须面对学生多样性的学习需求。同样的，对理论的解释力和逻辑自洽性要求也更高，理论必须能够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对学生疑问的解答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理论有效性和稳健性的检验。
    不同于以往经济学教材的写作风格，《解惑集》开风气之先，共收录了包含11个主题的173个问题，这些问题是200多名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国经济专题》讲座视频基础上深思熟虑提出来的，涵盖了中国经济发展过去、现在和未来许多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问题，既有中国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的“时代之问”和“未来之问”，也有“李约瑟之谜”和中国历史兴衰、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与改革（包括农村、城市、国企、金融和市场等改革）的诸多“历史之问”和“发展之问”，以师生问答的形式展现了一个试图解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这是一项经济学教学改革与创新的重要成果。
    《解惑集》展现了“问题导向”与“理论导向”的有机融合
    该书充分体现了“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问题导向”。书中涉及的问题涵盖面广、多样性强，但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是基于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这使得该书充分展现了“问题导向”与“理论导向”的有机融合，呈现出形散神聚的风格。
    全书的理论逻辑是基于林毅夫教授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这是直面中国经济现象和中国经济问题形成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需要极强的创新主体性和理论自信。作为创始人和倡导者，林毅夫教授非凡的学术经历和工作经历使得他能够摆脱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窠臼，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不变“本体”的基础上，以“常无”的心态观察变化的世界，直面中国经济现象，深度剖析这些经济现象产生和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和内在因果机制，在此过程中建构科学描述和解释中国现象和中国问题的概念体系，构建概念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及其检验逻辑的方法体系，而非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来描述、解释和预测中国经济发展。
    书中所呈现的高度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对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作出重要的贡献：一是，构建能够更加准确描述和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新概念。例如，企业层面的“自生能力”“政策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产业层面“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和战略型”的五大分类、政府和市场层面的“因势利导型政府”“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等等；二是，构建能够解释、预测和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理论逻辑。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理论论证的逻辑起点从客观存在的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下，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制度结构都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这些结构升级所累积的剩余又进一步推动要素禀赋结构变迁，形成新的要素禀赋结构，接着再次启动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制度结构等的升级和变迁，形成一个闭环的解释逻辑体系。在此过程中，企业家精神、政府和市场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协同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较之于违反比较优势战略的“大步跃进”，基于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发展的“小步块跑”，“每一步看似小，积累起来反而快”；三是，构建检验理论有效性的新方法。针对理论是否真正揭示了现象的本质和决定性因素这个问题，书中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理论有效性检验的新方法，即历史纵向检验、当代横向检验和多现象综合检验。我们可以从书中林老师对学生提出各种其他理论假说的答疑中，随处可见这些检验方法的实际应用和强大威力。
    《解惑集》体现了师生们胸怀两个大局
    如前所述，《解惑集》既有“时代之问”和“未来之问”，也有“历史之问”和“发展之问”，书中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答。这些问答充分展现了师生们胸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致力于探寻中国经济发展之道。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及其占全球的比重在过去40多年较为快速的增长，但是我国人均GDP还刚刚接近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门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因此，我们必须清晰认识我国发展所处的阶段性特征，准备把握新发展阶段。书中阐释了这种阶段性特征蕴含的增长潜力，区分了人均GDP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强调增长潜力必须从相对水平去理解。通过对历史纵向和当代横向的归纳与比较，书中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格局也做出了清晰的描述，指出“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一半的时候，经济规模是美国2倍，新的、稳定的世界格局可能就会出现”“如果能够在2021-2035年实现6%左右的增长，在2036-2050年实现4%左右的增长，那么到2050年即21世纪中叶时就能够实现这一个目标。”
    上述增长目标只是一种增长潜力，是一种“应然”的规范表述，而非“实然”的实践逻辑。如何确保这种增长潜力能够转变为增长现实？这是许多经济学家都在积极探索和尝试解答的难题，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必答题。《解惑集》试图对这个重大问题进行深度解读，致力于探索中国经济发展之道。
    最后，我谈谈自己从书中得出的一些重要启示：一是，中国经济是结构变迁的动态过程。为了实现这种结构性变迁与升级，必须充分发挥好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加快将这种比较优势转化为企业和产业乃至国家的竞争优势；二是，除了涉及国防或经济安全的“卡脖子”技术，其他技术进步策略必须考虑与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继续用好比较优势。我们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三是，制度变革既可能来自市场中制度企业家的自发推动，也可能来自政府的强制推动，在许多情况下，制度变迁源自市场自发演进和政府理性建构的协同作用；四是，政府和市场是共生演进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证实了政府和市场的共生演进关系。正是这些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看似矛盾但在中国实践中却呈现辩证统一的共生演进关系，使得中国经济呈现出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增长韧性。让我倍感高兴的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概念当前已经成为学界和政界的广泛共识。毫无疑问，这要归功于林毅夫教授的杰出贡献。
    （作者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