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国绝大部分河流都是从西流向东的，这是由于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大河向东流”已经深入人心。到了隋朝，隋炀帝把运河连接起来，促进了南方与北方文化交流，南北经济得以大畅通，苏州、杭州、扬州等南方城市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木材、粮食、盐、丝品在运河上来来往往，兴盛繁荣。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国史大纲》中写道：
    隋室虽祚短运促，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为治史者所艳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
    581年隋朝建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589年隋文帝杨坚南下灭陈朝，统一中国，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隋文帝励精图治，开创了开皇之治的繁荣局面。604年，隋炀帝杨广即位，命令宇文恺在洛阳大规模建新都城。次年，迁都洛阳，设洛阳为东都，洛阳自此开始了作为隋唐两代王朝东都的历史。
    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政治上创立三省六部制，正式推行科举制，选拔优秀人才；经济上开凿南北大运河，开创了万国来朝的“大业盛世”。但是隋朝的兴盛与繁荣只是昙花一现。619年，隋朝灭亡，前后三帝，凡38年。尽管隋朝“祚短运促”，但它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其历史地位为后世治史者所称道。
    一、隋朝的“市”与“肆”
《资治通鉴·隋纪·大业六年》记载东都洛阳三个著名的“市”：东都东市曰丰都，南市曰大同，北市曰通远。
    唐初杜宝《大业杂记》更详细介绍了情况：
    大同市周四里，在河南县西一里……桥南即入通远市。二十门分路入市……桥南二里有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
    隋唐时候，“市”内的店铺叫“肆”，以丰都市为例，有3000余肆。出售同类货物的“肆”集中在一个区域内，组成“行”。以丰都市为例，有120行，平均每一个行有25个肆。就人口、经济条件而言，在同一个城市的同一个市场，平均一个行有二十多个商铺，规模十分可观。
    北宋学人李昉、李穆、徐铉等编撰的《太平御览》记载：
    大业六年，诸夷来朝，请入市交易，炀帝许之。于是修饰诸行……时诸行铺，竞崇侈丽，至卖菜者亦以龙须席藉之。夷人有就店饮啖，皆令不取直。胡夷惊视，浸以为常。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
    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
    从这意思相近的两个史条中可知，隋朝对外贸易繁盛、国际交往频繁，国力充实。同时，我们看到了风气浮华。“卖菜者以龙须席藉之”“就店饮啖，皆令不取直”“以缯帛缠树”等记述均表明隋朝做足了“面子工程”。
    二、隋朝的四方馆
    为了适应“诸夷来朝”的大好局面，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东都洛阳设立了四方馆，以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及外邦使者，并与之贸易。四方馆，隋朝官署名。隋炀帝时置，分设使者四人，各自主管双方往来及贸易等事，属鸿胪寺。馆下置四署，东方曰东夷使者署，南方曰南蛮使者署，西方曰西戎使者署，北方曰北狄使者署。各署以使者一人主之，主管双方的往来和贸易等市。量事繁简,临时损益。
    隋朝的四方馆，掌管外商来华贸易事宜，是汉代“蛮夷邸”的发展。隋朝出现万国来朝的局面，当时周边国家如高昌、倭国、高句丽、新罗、百济与东突厥等国皆深受隋朝文化与典章制度的影响，以日本遣隋使最为著名。到了唐代，则进一步设置了两个特别行政管理机构，即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
    三、“行”的出现
历史学家全汉昇在《中国行会制度史》中写道：“行”的名称最初见于记载的为隋代。
    全汉昇进一步解释说，“行”之所以特别明显的开始于隋，有其特殊的原因。一是隋朝对外贸易日繁，诸夷来朝，商人为共同应付这种新市场的要求计，遂有“行”的组织。二是隋规定县官不得以本地人充任，而外来县官往往不谙当地民情，只顾抽剥，商人不堪其骚扰的结果，自然组织团体来与之对抗。
    至于“行”这个字，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经常出现在文献中。“行”的本义是行列，多用于军队。如：
    《诗经·大雅·常武》：
    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
    其意是我大周天子对太师皇父说，你下命令给程国伯爵休父，让大周军队左右排列行伍，把作战命令下达全军各部。
    《左传·襄公三年》：
    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
晋侯的弟弟扬干在曲梁扰乱军队行列，魏绛杀了他的车夫。《楚辞·九歌·国殇》：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犯我阵地啊践踏我队伍，左骖死去啊右骖被刀伤。
    这些文献所说的“行”，多和部队相关，多指队伍的行列。
    到了隋朝，“行”字出现了新的含义，也应用于工商团体中，“行家”也成为了某一个行业高手的代称。
    中国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在《中国经济史论丛》中指出：
    中国古代的城市工商业者很早就有自己的组织，至少到隋代即已有了关于“行”的明确记载。至唐、特别是宋，工商业者的“行”又有了大量发展。
    经济学家彭泽益在《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一书的《导论·中国工商业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说道：
关于“行”，隋朝即已有之，但不知其祥。其后“行”的数量骤增。从这里可以知道，彭泽益也认为，隋朝就有“行”。
    从以上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知道，隋朝有“行”，是学术界主流的、公认的观点。
    杜宝《大业杂记》记载：
    隋大业六年……时诸行铺,竞崇侈丽……隋曰利人市，南北尽两坊之地，隶太府寺。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
    这里提到“诸行”“大衣行”，据著名考古学家宿白介绍，这些文献记录，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被考古工作者所证实。
    在《河南志》中就有一段关于洛阳“大同市”的记载：
    本曰植业。隋大业六年，徙大同市于此，凡周四里，开四门，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
    可知大同市和丰都市都有同样的构造，都有行。
    当然，需要明确的是，“行”并不等于“行会”，但行会的基础，一定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