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祖先从事商业活动，历史源远流长。研究历史上商业活动，探讨人类社会过往历程，了解社会经济发展轨迹，以古鉴今，很有意义。
    史前时期：日中为市
    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在六七千年前，我国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时期、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就有养殖业。当时先民养殖有猪、牛、羊、犬、鸡等家畜和家禽。
    《周易·系辞》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包牺氏就是伏羲。伏羲之后，神农氏发明了犁地农具，教会天下百姓。又取象于“噬嗑”卦，创造了交易市场，规定在中午时分设立交易市场（墟市），昭告天下百姓带货物来市场交易，各得其所。到黄帝、尧、舜时期，先民对器物进行改造，改进了交易制度，各地间“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淮南子·齐俗训》）。
    夏商周时期：大者百里，中有九市
    到了夏朝时期，夏禹“尽力乎沟洫”，“身执耒臿,以为民先”。当时，夏朝人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也不落后。居于颖川、南阳的“夏人”，“俗杂好事，业多贾”（《史记·货殖列传》）。到了殷商时期，社会分工渐趋成熟，当时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已形成固定分工。手工业内部又分为铸铜、制骨、漆器、纺织、建筑等不同部门。据殷商史记载，夏朝中期殷人有部落居住在今河南商丘，首领王亥驯养了牛马，发明了牛车，实行畜牧业和种植业齐头并进的措施，“肇牵牛车而远贾”，把贩卖牲畜的生意做到了黄河北岸，商部落也得以很快富裕起来（《世本·作篇》“王亥作服牛”）。
    《管子·轻重戊》讲商的先人“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在商代，商品交换已经在较大范围内进行，商人的贩运已是“大车以载，有攸往”（《周易·大有》）。
    从文献资料看，商朝有市、肆一类的场所来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六韬》记载，“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史记·殷本纪》引《帝王世纪》，商朝“宫中九市，车行酒，马行炙。”可见商代已经有专门用于商业交易的场所“市”。据载，商朝末年姜太公在83岁老年得志之前，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和孟津（今河南孟津县）的市场上经营着屠宰、卖酒的小生意。
    骐骥之挽盐车，垂头于太行之坂，屠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穷困，负贩于朝歌也，蓬头相聚而笑之（西汉桓宽《盐铁论·讼贤》）。
    商朝的商业活动一直比较活跃，据说后来把做生意买卖者称为“商人”，就与商朝人善于商业交易有关。他们常常来往于各种部落间进行交换，用于交换的物品被称为“商品”，久而久之，各部落人就相沿把买卖者统称为“商人”，而商人的首领王亥就被称为“中国商人的始祖”。
    到了西周，我国手工业已有金属工、木工、玉石工、陶工、纺织工、皮革工、营造工、武器工等多种行业。《礼记·檀弓下》讲到“丧礼”，其中有一段涉及鲁哀公请教周丰如何治国、如何对待百姓。
    鲁人有周丰也者，哀公执挚请见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问焉，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对曰：“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庙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茍无礼义忠信诚悫之心以莅之，虽固结之，民其不解乎？”
    意思是在先民废墟和坟墓之间，用不着教百姓悲哀，而百姓会悲哀。在社稷和宗庙里，不必教百姓敬重，百姓自然会敬重。殷朝统治者曾用誓言约束民众，而民众却背叛了他们，周朝统治者曾举行会盟来团结民众，即使民众安定团结，但最终民众离散。这里提到“周人作会”，汉郑玄笺认为“会，谓盟也”。周朝的人盛行会盟，“会”也是后来行会的组织名称之一。若要追寻渊源，可从这里寻找到端倪。
    春秋时期：通商惠工
    春秋时期，手工业已从农耕分化而独立。青铜铸造、煮盐、冶铁、皮革等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分工也相当精细。《左传》常有工商并列的记载。《左传·闵公二年》载:“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周书·韦孝宽传》:“今若更存尊养，且复相时，臣谓宜还崇邻好，申其盟约，安人和众，通商惠工，蓄锐养威，观衅而动。”可知在春秋时期，中原一带商业往来已非常活跃。
    春秋末年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儒商——子贡。子贡（公元前520-公元前456年），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春秋末年卫国（今河南浚县）人。自由商人的代表人物，早年经商，后习儒业，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也是孔子七十二门徒中最富有的弟子。孔子称他为“瑚琏之器”。子贡是亦士亦商的典型代表，他善于做生意，提出“物以稀为贵”的理论，说玉贵珉贱是因为玉少珉（美石）多。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行买贱卖贵，获得利润。《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其气派之足，地位之尊，拟同诸侯。司马迁感慨地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春秋时期，还有一位著名的人物不能不提，他就是范蠡。范蠡（公元前536-公元前448年），字少伯，春秋时楚国宛地三户人，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曾献策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后隐去。期间三次经商，三散家财。后定居于宋国陶丘，自号陶朱公。
    旧时商人在店铺堂内经常悬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八字牌匾，就是表态以范蠡子贡为榜样。
    战国时期：百工之事，不可耕且为也
    到战国时期，社会分工更加发达。孟子在驳斥农家代表人物许行的观点时说：“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这里又提到了农夫、瓦匠、陶工、铁匠等“百工”，可知，在当时手工业已从农耕中分化而独立出来了。
    孟子强调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孟子·滕文公上》指出，“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在《孟子·公孙丑上》，“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孟子又提到了四种职业，矢人（造箭的人）、函人（造铠甲的人）、巫（巫医，愿自己的巫术显灵，治病救人）、匠（木匠，特指制造棺椁的木匠，木匠愿死人多，好使棺椁畅销。）
    韩非子对社会分工也有高见。“故与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这里以造车的人和造棺椁的人为例，提到了核心问题是商人之追求的“利”。
    此外，《论语·子张》有“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肆”就是指制作物品、存放物品、交易物品的场所，作坊。《庄子·外物》有“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枯鱼之肆”是指卖干鱼的店铺。《左传·襄公三十年》有“伯有死于羊肆，子产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敛而殡诸伯有之臣在市侧者。”此中“羊肆”指的是买卖羊的街市。
    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士农工商等级秩序所构成的四民社会。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卷七中指出，“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管子，也就是管仲（前723-前645年），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齐国宰相，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管子·匡君小匡》记载：
    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
    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
    士农工商，是国家的柱石，不可杂居。士住娴静之地，农人靠近田野，工匠靠近官府，商人靠近市场。今夫士群萃而州处……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今夫农群萃而州处……是故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
    今夫工群萃而州处……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
    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筋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为商。
    商人们居处相聚集中，他们观察年景凶饥，了解国内情况，观察四时，注意本乡货物，预知市场物价。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周游四方；料定物资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雉羽和摈尾一类的珍品，不必远集而自至；竹箭一类的产品，国内会有浮余。珍奇的商品经常到来，珍异的东西也时有聚集。他们整天从事这些，来教育子弟。他们相互谈论赢利，互告买卖时机，互相陈说物价知识。子弟们从小就熟习经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厉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亦同此理。这就是“家传”的“子继父业”。所以商人之子常为商。
    《淮南子·齐俗训》，也有类似的观点，“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
    从历史上看，士农工商最初只是一种职业分类，后来形成了家族制度，特别是在“工”“商”衍生出了行业管理制度，后人追忆起源，往往会提及管仲的伟大思想。
    战国末年，有一位著名的商人叫吕不韦（前292-前235年），他姜姓，是姜子牙的23世孙。卫国濮阳人，先是大商人，后来发展为政治家、思想家，成为秦国丞相。
    西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宽松的经济政策，使得“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详细描述了我国广袤大地上丰富的物产，农虞工商，食之出之，成之通之。
    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他在列传中介绍各地名商巨贾事迹。如吕不韦、范蠡、子贡等人，他们都是既善于经商又善于从政的人物。
    此外还介绍了中国第一位女企业家巴寡妇清，以及白圭、乌氏倮等彪炳史册的大商人。
    当时的人，对商人也是颇为向往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毕竟生存才是硬道理，谁也不愿意贫困潦倒：“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东汉：九市开场，货别隧分
    到了东汉，城市已经很发达了。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在《西都赋》里，描写了当时都市的经济状况：
    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
    后人考证“九市”为长安西市与东市，其中西市包括六个市场，东市包括三个市场。“九市”今可考者有：柳市、东市、西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等。汉代京师长安的商业区有九市，洛阳的商业市场也有三市，“金市在大城西，羊市在大城南，马市在大城东”。在汉代不仅京师，一些名都和郡县也都设有市。
    郡县商人到京师从商，往往聚居在一起，聚居处为郡邸。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全汉昇（1912-2001年）在早年撰写的《中国行会制度史》一书中有论述：据日人根岸佶的研究，汉代京师的郡邸，不单为同郡人所共用，而且是同郡人的公产。实与现今的会馆无异。按郡邸，说文：“郡国朝宿之舍，在京者谓之邸。”可见，汉代的郡邸，类同于当今的驻京办事处。郡邸实不单是同郡官员的寄宿舍，除政治外尚有商业的意义。只是汉朝的郡邸官方色彩更浓厚，明清的会馆民间色彩更亮丽，所以说郡邸是会馆的“前身”。
    三国两晋南北朝：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
    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卷四，我们见到了对“市”的描述。
    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有刘宝者，最为富室。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市北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輀车为事。别有准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云云。
    这里提到的刘宝，是当时最有名的富商。刘宝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以掌握商品的价格和供求信息，他在各州郡都会商业繁盛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一匹，用以通报各地盐粟贵贱，市价高低，以便易贱就贵，赚取地区价差，由此刘宝成为当时洛阳城首屈一指的大商人。刘宝的形象，已经和唐代大商贾的形象非常相似了。
    从其后的隋朝出现“行”的记载来看，“行”之前的“市”可以说是“有其实未有其名”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