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家我是最小的孩子，哥哥姐姐们都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先后结婚的，我是1980年结婚。在那个物质生活匮乏，提倡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年代，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上都不需贴照片，更谈不上谁结婚时还去照什么婚纱照，但我家却保存着一张父母的婚纱照。很多人不能理解，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你们的父母怎么结婚还会有婚纱照？他们的父母和众多影视作品中所反映的，战争年代革命同志的婚礼，大多是领导一宣布，官兵一起哄就算结婚了。
    是呀！我们便问母亲，为什么你们会有婚纱照呢？母亲便向我们讲述了她与父亲的婚姻史。这往往也是孩子们最喜欢听的爸妈历史。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在这段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人有这样一个被称为“三八式”干部的群体。1938年，为动员全国的老百姓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那时的口号是：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刀枪，奔赴抗日的战场。在共产党的组织动员下，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走出学校，走出工厂，走出城市到抗日的前线去，到各个根据地去。
    我的母亲就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入党的时候只有15岁。
    母亲讲，抗日战争爆发，武汉沦陷后，武汉的党组织遭到整体破坏。1940年豫鄂边区（河南、湖北）根据中央的指示，为加强我党的城市工作，决定恢复重建武汉的党组织。由于母亲原来在武汉上中学，对武汉的情况比较熟悉，加之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组织决定派母亲先期前赴武汉，开展联络工作和布点工作。根据党的指示，母亲便孤身一人潜入已沦陷为日寇军事区的武汉，在日寇残酷严密的统治下，她利用自己家庭在武汉的各种社会关系，取得合法身份。在武汉安顿下来后，母亲便积极联络失散的老党员，广交朋友，在进步青年中培养和发展积极分子，建立了党的新秘密联络点，组建了新的党支部并担任书记。那时，母亲只有十七岁。
    1941年，豫鄂边区副书记陈少敏（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女性革命家，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唯一没有举手的中央委员。）向父亲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他到武汉重建党的组织，并任命父亲为武汉市委书记。
    谈话中陈少敏问我父亲，老王你结婚了吗？父亲笑着说，到哪结婚和谁结婚呀？陈少敏很高兴地说，那你到武汉就和小刘结婚吧。我父亲说那怎么可以，她还是个小姑娘呢，我比她大10岁。陈少敏把交通员叫来，对他说，你们到达武汉后，你就跟小刘说，大姐是她和老王的媒人，组织也批准了让他们在武汉结婚。（当时豫鄂边区的干部，新四军的官兵和老百姓都尊称陈少敏为陈大姐，我们从小都叫她陈妈妈）并对父亲说，党组织要求你们不但要结婚，还要高调结婚。要在报上登消息，要宴请宾客，广交朋友，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样做是为了便于在武汉站稳脚跟开展工作。
    就这样，在1942年初父母正式结婚，并留下了这张难得的婚纱照。从此，他们在生活上成为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在革命事业上又是坚贞不屈的战友。父母也是从那时起，就基本脱离了根据地，长期在敌占区的白色恐怖之下，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从武汉又转战南京，最后又到上海。父亲也从做党的组织领导工作，转向到主要做对国民党军队上层人物的策反工作和获取情报的工作。可以说工作越来越艰难，危险性越来越大。在辽沈战役胜利后1948年的上海，形势极为险恶，国民党对中共地下党员和情报人员的抓捕更加疯狂，但为了加快夺取全国的解放，对国民党军队上层人物的策反和获取敌人的情报显得尤为重要。
    1948年下半年，为保证党组织的安全，包括一些民主人士的安全，党陆续安排一部分干部和民主人士撤离上海转移到香港，有的又从香港逐步转移到东北。那时，党的组织也通知我的父母可转移到香港，但父亲坚决反对，他说如果他走了，就会有很多情报关系中断，对工作的损失太大，这是不可以的。父母不顾个人的安危坚守上海，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最终和上海人民一起迎来上海的解放。
    我的父亲是在文革中去世的，1980年组织为他补开了追悼会。悼词中对父亲在解放战争中策反国民党军队上层军官和获取情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评价父亲对配合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上海市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转眼我也是一名有47年党龄的党员了。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看到了，也享受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囯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在党的百年华诞到来之际，特写此文，以表对所有为之奋斗终身的革命前辈的纪念。
    （作者系全国工商联原副秘书长、扶贫与社会服务部原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