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仍由中革军委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集中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沈尧伊的油画《遵义会议》和彭彬的油画《遵义会议》，以及刘向平的国画《一九三五年遵义》，是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描绘遵义会议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优秀艺术作品。
    （本文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画典》一书选编）
    沈尧伊的油画《遵义会议》创作于1996年，历时两年半，曾四易其稿。作品选取了遵义会议开幕前的场景，描绘了会议的二十位参加者，人物形象神态各异，深刻地展示了这场关系到党和中国革命命运的严肃斗争。画面选用了灰暗的色调，表现了当时政治气氛和革命形势的严峻。画家紧紧把握住特定历史时间和情景，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完美地统一起来，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彭彬在1977年创作的油画《遵义会议》选取会议闭幕后，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步出会场，与等候在门外的战士与群众相见时的情景。作者创造性地将原本较为狭窄的走廊拓宽，将毛泽东刻意安排在领导人的最前面，居于整幅画面构图的中心，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等人紧随其后。左侧的一组战士颇具戏剧化的造型，表达了红军战士对毛泽东的信赖和拥护。画面的主要光线从毛泽东旁边的拱形空间照射到走廊之内，也照亮了在场几乎所有的人物形象，暗喻了毛泽东的光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刘向平1983年创作的国画《一九三五年遵义》，则选取了遵义会议会场的一个瞬间，画家有意安排警卫员和工作人员“在场”，作为指战员和革命群众的代表符号，是会场场景的纪实性描写。从顺序、间距、姿态和站位来看，毛泽东自然居于遵义会议画面第一要位，周恩来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也特别得到强调。此外，画家在造型中采用工笔造型法，但又不呆板，而充满生气和活力，并对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都有深刻的表现。这幅作品体现了“文革”结束后艺术创作的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