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作为向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献礼作品，向观众重现了1915年新文化运动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那段风雨飘摇、国运艰难的民族觉醒岁月。从红楼到红船，《觉醒年代》的创作团队积极探索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现代性表达，努力找寻不同时代革命精神产生共情的创新途径，把伟人的崇高与人性的多样化相结合，将宏大历史题材融于新的时代语境。该剧播出后口碑甚佳，目前豆瓣评分高达9.3，并突破圈层得到老中青不同群体的一致好评。概言之，《觉醒年代》的成功，得益于对历史革命题材的现代性转化——只有结合时代语境，以人民为导向，遵循历史剧创作原则，创新艺术表达，才能使革命历史题材深入人心。
    遵循时空经纬
    凸显历史的生命性
    历史是事件的集合，是生命的流动。《觉醒年代》对历史的回望，并非资料照搬，而是从宏观视野出发重归个体事件，将时间和空间相结合。从时间维度看，《觉醒年代》作为重大历史题材剧，必然离不开对时间的呈现。历史线就是时间线，时间线又是由各种因果事件组成，《觉醒年代》一改编年体式的对各种事件的流水记录，把1915年到1921年——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关重要的六年，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共建党等具体的重大史事串联，以《新青年》杂志的发展变化贯穿整个思想觉醒过程，从思想史这一精神文化角度展现百年前积贫积弱的国情，把中国早期共产党人追求马克思主义不断“觉醒”的历史画卷铺展开来，从而书写和表达出早期共产党人澎湃的救国激情和伟大的革命精神。“年代之觉醒，实则是思想之觉醒。”《觉醒年代》把“年代”与“思想”浑然一体，短短的六年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也是中华民族的觉醒。
    从空间维度出发，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觉醒”遍及辽阔的中华大地，展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历史发展必然趋势。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救国家于危亡留学日本，在袁世凯企图复辟之际纷纷回国，分别在上海、北京宣扬民主与科学，以期把新思想、新文化洒满祖国南北大地，唤醒“沉睡”的国民。新一代知识分子毛泽东为追随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北上，以及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等人也为追求真理远离家乡。在那个危机四伏、饥寒交迫的年代，对革命真理的向往支撑着两代伟人不畏远走他乡，也要习得先进知识以启发民众。早期共产党人的先进革命精神从北大红楼显露锋芒，直到上海石库门和嘉兴南湖红船召开中共一大，奔赴万里学习先进知识的革命先辈在小小的石库门和红船上完成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觉醒年代》以地点为这一事件叙述的立足点，把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艰难历程通过空间的位移表达尽致，赋予历史以生命，让观众感受到历史在时空交错中的厚重感，也让观众体会到革命的初心在这时空的交错中历久弥坚。
    展现人物个性
    塑造立体的历史群像
    人物塑造是历史剧创作的重点，直接决定了剧作的成败。《觉醒年代》在历史人物群像的塑造上，可谓是近年来历史剧的典型示范。《觉醒年代》在平凡中刻画英雄人物，在先驱们坚定救国之路、无畏牺牲、一腔热血的背后，是丰盈立体、有情有义的血肉之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钱玄同等人，是“觉醒”时代的主力军，是剧作所不能忽视的重要历史人物。在整体人物轮廓的塑造方面，《觉醒年代》使这些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脱离了教科书式的严肃刻板，多角度表现人物性格，从而刻画出生动、丰腴的历史人物形象。作为《新青年》创立者的陈独秀，映入观众眼帘的却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从最初的消极反对袁世凯复辟到一心寻求新科学唤醒民众，《觉醒年代》生动描绘了陈独秀对国家未来思虑与踌躇的心理历程。该剧还通过对陈独秀与两个儿子之间亲子关系的描摹，强化了革命先辈人物与观众的亲近感。剧作对李大钊的刻画同样深入人心，剧中的李大钊以《青春》的理想，激荡起无数青年的救国热情：他有对祖国至高无上的理想，也有对人民低入尘埃的关怀。他不仅在学术上善于思辩，而且在为人上谦和有礼，高尚的人格魅力直击观众内心。当然，除了整体塑造人物轮廓之外，该剧的亮点还体现在人物细节之处的刻画，用捉鸡时的大笑来描写李大钊的质朴，用怀抱《新青年》在雨中奔跑来书写毛泽东的赤诚，用放生碗中的蚂蚁来表达陈延年的悲悯之心，用握笔轻叹、泪湿眼角来彰显鲁迅完成《狂人日记》时的忐忑与期望。
    对于复古派，《觉醒年代》并未简单地对他们进行脸谱化表现，而是在双方的思想激荡中彰显了复古派作为旧时代文人的学识涵养。在剧中，辜鸿铭有关“中国人精神”的演讲可谓掷地有声，林纾对蔡元培的致歉刚直磊落，黄侃和胡适的思想交锋则生动而有趣。《觉醒年代》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构建起了层次分明的人物群像，由此展现了那个时代孜孜探寻救国道路的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和爱国情怀；同时，《觉醒年代》也从“人”本身出发，抛开了程式化塑造方式，对人物进行客观描写，无论是领导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还是固执的复古派，都是真实、鲜活的人。
    采用多元叙事
    强化严密的逻辑性
    《觉醒年代》以史实为依托，重视叙事逻辑，在全方位多维度讲述建党历史的同时，用《新青年》杂志把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大事件相串联，着重描绘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两件体现建党必然性的历史事件。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往往会被给予更多笔墨，而《觉醒年代》立足“觉醒”过程，强化“觉醒是前提，建党是结果”这一历史逻辑。《觉醒年代》把百年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觉醒过程作为重点展开叙事，在叙事逻辑的选择上符合历史的发展脉络。
    《觉醒年代》将对历史事件的全景视野与个体事件的描绘相结合，在叙事逻辑的框架下从个体人物出发对具体事件展开叙述。剧中，陈独秀与李大钊的相识促成了新文化运动，李大钊为陈独秀的出狱接风是“五四”运动开始的前兆。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作为叙事侧重点的同时，体现历史真实，肯定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重大历史价值。
    观照当下时代
    追求艺术的创新性
    《觉醒年代》之所以获得如此佳绩，同样离不开主创团队立足当下时代语境，对艺术手段的探索创新。该剧从编剧尤平平2015年开始创作剧本到2021年《觉醒年代》播出，历经六年之久，主创团队反复打磨细节、开展党史调研和素材挖掘，力求彰显当下时代精神。在拍摄技法上，《觉醒年代》大量运用了电影的拍摄手段，创作团队把蒙太奇、版画、长卷等融入影像表达之中，将熟悉的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和事件通过新颖的艺术手段转化到电视荧幕，使观众耳目一新。同时，《觉醒年代》创作团队注重历史真实，在服化道等具体细节处体现出较高水准。譬如，剧组花费200多万元，原大复刻当年的报纸，从河北运黄沙到拍摄地横店来营造北京的风沙天气，即使是一扫而过的群众演员也必须是男扮女装，哪怕剧中人物衣服上的纽扣，导演同样也力求真实。
    《觉醒年代》还十分关注文化身份认同和受众圈层差异，为观众接受提供二度创作空间，增加了作品与观众之间的粘性。“文艺为人民”，艺术作品应该以人民为创作导向。创作团队结合当下观众的观赏习惯，使用骆驼、蚂蚁、青蛙等意象，留足观众讨论的余地。《觉醒年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革命历史剧的局限，得到了各个年龄层观众的喜爱，满屏弹幕飘过的“吾辈楷模”便是最好的力证。可见，在艺术表达方式的创新、对历史事件的把握以及受众接受的考量等方面，该剧都体现出创作团队从现实出发的匠心。
    “觉醒”，是剧作《觉醒年代》的灵魂。在中国近代史上，先进知识分子们一直在探寻醒国醒民之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探索意识。《觉醒年代》中“新青年”的觉醒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从此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影像艺术可以超越时空，再现历史，《觉醒年代》以宏观的历史视野，展现了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文化觉醒、思想觉醒的伟大而艰难的壮阔历程。该剧遵循历史和艺术创作规律，实现了革命历史题材的现代性书写，可谓是革命历史题材剧创作的典范。
    （作者杨杰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赵羽迎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