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公布的5月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仍呈现回升态势，同比下降2.8%，降幅比上月收窄4.7个百分点，但总体而言，消费仍未恢复至无疫情的正常水平上，对消费拖累较大的行业包括餐饮和石油及制品类，其实就是因为疫情导致的出行和就餐需求下降所致。
    近年来，消费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稳步保持在60%左右，如何稳步促进消费又好又快发展其实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此前很多专家学者提出发放消费券、给特定耐用消费品补贴（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减税、给困难群体发放补助甚至放松楼市调控等政策建议，其中一些政策确实也被各地方政府所采用，对提振消费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不容忽视的是，如给特定商品补贴等政策更多的是体现在短期对消费的提振上，可当居民这部分耐用消费品需求短期快速释放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就不会再有此方面消费，消费升级现象不明显。
    其实，真正对良性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的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增加所反映出的消费升级，可从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结合不同消费品类型两个维度进行综合考虑，再由此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这样才可做到有的放矢。居民收入是消费的前置条件，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意愿是不同的，中低收入阶层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增的规律，而高收入阶层则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需分别讨论。
    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其最大的消费支出在于生活必需品，影响其消费的最大问题是收入如何增加，只要保持收入持续增加，其消费增速会更高。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20》的住户收支调查表，中国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户共有6.1亿人，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不到1000元，这也是国家近年来为何持续加大扶贫力度的重要原因，未来仍需加大产业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因为第三产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以产业发展带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
    对于中等收入阶层而言，一方面存在其收入随自身努力不断增加所带来的消费升级，体现在日常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的档次上，比如原先每月赚5000元的居民通过努力几年后每月赚2万元，其消费升级会体现在所用手机和汽车档次或者旅游目的地的变化等多个方面，这方面并不用相关政策进行刺激，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过程，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即可充分满足。真正应做的是消除当前政策对这部分潜在消费的不合理限制，比如几个大城市对居民购车上牌的限制，未来更应通过市场化行为进行引导，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则在于不变收入背景下如何给中产阶层减负上，毕竟中产阶层是消费的主力军。中产阶层虽然表面上收入尚可，但其实背负着子女教育、养老、房贷等诸多负担，真正能剩下用于消费的并不多，因而给他们减负是刺激中等收入阶层消费的重要途径。
    对于高收入阶层而言，必须考虑边际消费递减倾向的存在，高收入阶层消费是不会随收入的增加而同步增加的，特别是近些年房地产价格的增长使高收入阶层的资产成倍增加，招商银行2019年年报显示，金葵花及以上客户（指在该行月日均总资产在5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客户）264.77万户，占全部零售客户的1.8%，金葵花及以上客户总资产余额60852亿元，占全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余额的81.2%。高收入阶层本身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却十分有限，未来需要通过税制的改革来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具体而言就是增加对资产收税的直接税比重，减少当前对企业收税为主的间接税，如此一方面可以加大对中产阶层的减税力度，促进其消费，另一方面还可保证总体税收不因减税而减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长期影响消费意愿的主要因素还是在收入上，而中低收入群体是消费的主力军。当然这并不是说发放消费券、给困难群体发放补助不必要，相反，在短期消费大幅下滑的情况下通过这些手段是可以达到促进消费、保护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