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网络互助平台作为一种以网络为运营基础、提供疾病互助计划的小额健康保障互助机构得到快速发展。蚂蚁集团日前发布的全国首份《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称，2019年我国各类网络互助平台的实际参与人数为1.5亿人，预计2025年将达到4.5亿人。
    网络互助能获得如此发展速度、规模，得益于中国这片特有的“肥沃土壤”：
    一来，它迎合了部分中低收入群体的重疾保障需求。购买商业重疾险每年须交几千元保费，但网络互助计划参保者每年分摊金额不足200元，看上去很实惠。因此不少人放弃原来投保商业保险的计划，参加互助保障。
    再者，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和网络消费的普及，让人们逐渐认同基于“网络社区”的互助模式。人们信赖屏幕后的“陌生人”，愿意提供信息、支付费用并获得帮助，这在十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此外，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相较于购买商业保险时“价格博弈”“信息不对称”等弱势体验，互助形式更容易给参与者“主人翁”的良好感觉，在享受保障的同时获得“赠人玫瑰”的美好体验。这是网络互助快速做大的深层动力。
    《白皮书》显示，按照大病网络互助金总额在全社会大病医疗费用的占比统计，2019年网络互助将全国大病医疗费用平均保障水平从60%到提升到60.73%，贡献度为0.73%，预计2025年贡献度将上升到3%。
    不过，在网络互助快速成长的同时，对它的监管亟待加强。
    首先，相关规范有待明确。2020年3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一些网络互助机构将这些表述解读为“网络互助成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力量”，但事实上，上述文字并未明确此“互助”是仅指传统的企事业单位成员间团体互助，比如工会成员和行业从业者之间的互助模式，还是将网络互助机构也纳入其中。
    定位不明导致管理盲区。目前部分网络互助机构被归口在民政部门，更多的则是仅仅在工商部门注册的“网络科技企业”。而这些互助平台的运营模式，早已超出传统的筹资、募捐等界限，涉及融资等行为，并掌握1亿多人的基本信息、健康信息，亟待明确其监管归属，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防止风险积聚，使之成为提高居民福祉、完善社会治理的得力手段。
    其次，要提高网络互助运行透明度。事实上，网络互助发展十年来，对一些公众疑问始终没能做出很好的正面回应。比如：怎样避免互助组织管理层亲朋好友患病后再参保的“道德风险”？如何化解保护会员隐私与提高赔案透明度之间的矛盾？发生赔案越多、平台收取管理费越多而最终由成员分摊的模式是否合理？凡此种种，亟待管理归口后，由监管部门、第三方机构等合作，建立起科学高效的信息披露、分析、发布机制，形成各方力量相互监督、促进的监测机制。
    眼下，某些网络互助机构在“揽客”时与商业重疾险、医疗险“比价”。其实，部分网络互助产品的重疾发生率只有商业保险的1/10，所以其“保费”便宜到只有一两百元也并不稀奇。说白了，他们在承保时用免责条款“屏蔽”了大部分非健康人群，并且不像商业重疾险那样有续保承诺。这种故意模糊自身的功能，通过打压“重疾险”获客的行为，有违公平竞争准则，存在误导嫌疑，也不利于多层次健康保障体系的完善。
    强化居民健康保障，要用好网络互助这支力量。不能放任其在灰色地带游走，要把它拉到“阳光下”，勤修剪，使其健康成长，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