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经济，只有“危”，没有“机”，因为，“短期我们都死了”。凯恩斯主义者和其他各类主义或学派的经济学者所主张的经济危机或“准经济危机”，是对疫情经济逻辑和内在情形的一种“盲人摸象”式认识和判断，所谓“盲人夜半临深池”是危险的，因而，他们提出的主张和政策也是危险的。疫情经济理论，核心思想的生存，就是只有“危”，政策主张的“急救”，就是要对疫情经济“救死扶伤”，让疫情经济“转危为安”。活下来，是唯一的选择
    新冠疫情对经济学的解释和政策应对提出了全新的冲击和挑战。如何认识新冠疫情下经济和经济学，既挑战我们的智慧和创见，也影响着我们对经济的判断和政策选择的逻辑方向。
    疫情肆虐所及，各国的经济和就业以及社会问题应对，可以说是因应国情，竭其所能，各自为战。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对，后面都隐现着不同经济学思想对疫情的反映，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货币主义等等，悉数登场。中国、美国、欧盟、日本等各主要世界经济体都开出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主义的量化货币政策。这些政策背后的经济学思想逻辑，是沿着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思想路径来对经济进行诊断和施治的。这里，经济学的逻辑是，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短期的问题。正如凯恩斯所说，“长期我们都死了”。因此，政策聚焦是，我们要确保短期活下来。这是凯恩斯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和大萧条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既拓展了经济学的理论和思想视域，也挽救了世界经济。1929年的大萧条，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大量企业破产倒闭，人们很难等到新古典经济学给出的长期。因此，凯恩斯说，“长期我们都死了”。有效需求不足、流动性陷阱、货币不是面纱，一个新的经济学思想创见诞生了，凯恩斯的《通论》一书和凯恩斯革命结束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禁锢，为经济学开拓出了凯恩斯主义和政府干预以及混合经济的新的经济学思想视域、新的市场主体功能和全新的经济形态。兹后，虽有滞胀引发的反凯恩斯主义，包括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理论等，但都接受了凯恩斯革命以来的经济形态和市场主体功能定位，而且是它们相克相生，共同推进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发展和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自凯恩斯革命以来，经济学思想和经济政策主张虽有百家争鸣，但是经济的场景没有变，因而经济思想也就没有新拓展。
    新冠疫情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经济场景，提出了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如果问题不是“长期我们都死了”，而是“短期我们都死了”呢？我们就要重新审视我们的逻辑了，更重要的是要检视我们的思想了。疫情下，全球航空运输业基本停飞了，我们能说是需求不足或流动性陷阱吗？我们能说是结构调整的阵痛吗？如果只是简单地从订单和数字看，套用经济危机认知，做出航空运输业面临有效需求不足或结构调整，这只能是盲人摸象的情形。这样的分析、判断和政策决策是危险的。疫情下航空运输业的停滞，是因为各个国家禁止国际航空旅行，既“禁足”了订票需求，也“禁足”了航运供给，自然也就也“禁足”了流动性。整个世界经济，目前的逻辑，是与航空运输业的逻辑一致的。是疫情“禁足”了经济。新古典经济学的长期，我们是等不到的，就是凯恩斯的短期，我们也等不到。因此，疫情下的经济问题的逻辑，是完全不同于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及货币主义等学派面对的经济场景的。这一次，我们面临的场景是，“短期我们都死了”。
    疫情下的经济和就业问题，其根本逻辑是经济和就业处于休克停滞，类似于新冠肺炎患者的呼吸困难。正如同轻症新冠肺炎实施药物干预和自我身体免疫，重症患者必须实施物理的干预，即用呼吸机帮助呼吸，配合药物干预存活下来。疫情下的经济和就业问题也是类似情形。疫情下的经济和就业问题，也分为轻症和重症两种情形。轻症的，主要是产业链在国内或疫情基本控制区域实现闭合的，随着经济恢复，就业也就自行恢复。而重症的，主要是产业链完全暴露在疫情下并受阻，这种情形，疫情不结束，经济无法恢复，就业也就恢复不了。同时，轻症情形也与重症情形相嵌合，如果重症长期无法解决，也就是说疫情暴露的产业链的就业无法恢复，轻症的也会加重，因为重症产业链的就业及其收入决定着轻症的需求和供给，也就决定着轻症的康复和重症化倾向。因此，对疫情下的经济和就业问题研究与决策，要区分轻症和重症，还要动态地考虑轻症与重症的内在依赖和发展变化。
    新冠疫情影响了经济和就业，给经济学带来全新的经济场景，也给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带来全新视域和挑战。”短期我们都死了。”这是新冠疫情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经济视域。大萧条产生了凯恩斯的“长期我们都死了”的创见。新古典宣告失败，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兴起。滞胀让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等与凯恩斯主义相向共主。新冠疫情产生了“短期我们都死了”。我们不是要埋葬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而是在疫情下要提出适应新经济场景的全新的经济思想和主张，超越凯恩斯，重构经济学。
    “短期我们都死了”，是疫情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急救”，是疫情经济的新主张。“短期我们都死了”这一疫情经济的核心思想，是指就业问题不再是失业与否，而是劳动能力的保存，生命的延续问题。就如同重症新冠肺炎患者一样，现在我们要将经济和就业推入“ICU”，紧急上“呼吸机”。现在是政府急救，上“呼吸机”，让从业者活下来，让经济体活下来。就业与失业，企业破产倒闭，经济萧条，已经成为次生的经济问题。正如哈姆雷特说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疫情经济学的经济和就业问题，就是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这里没有短期，更没有长期，只有当下，现在，生存下来。在这里，生存，就是“就业”，死亡就是“失业”，生存就“存活”，死亡就是“倒闭”。因此，疫情经济的新主张，就是“急救”，确保所有人和经济体“就业”和“存活”。如果说疫情经济的核心问题是生存和急救；那么，疫情经济增长问题的核心也是生存和急救。
    生存，让社会成员活下来，让经济体活下来，是疫情经济的核心思想。这里的社会成员，是指所有社会成员，不分财富、收入、和职业，不分种族、肤色和身份。这里的经济体，是指各种经济体，大企业、中小企业、小微和个体，包括各种行业。生存的唯一且最为根本的措施是急救。整个社会成员和经济体需要紧急配上经济的“呼吸机”，也就是收入和流动性救助。正如同人道而正义的医院在接受急救治疗时以人道生命抢救为第一要务，费用和开支在生命救助后来处理一样，疫情经济的核心思想是生存和流动性支持为第一要务，流动性支持的开支债务处理是后疫情的问题。因此，在疫情之下，所有社会成员和经济体都是国家的就业者，国家的经济联合体，国家负有完全责任与义务给所有社会成员和所有经济体发放收入，提供流动性支持。这既是疫情经济的根本逻辑和核心思想，也是疫情经济政策的唯一主张。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疫情影响下的中国对一些受疫情影响个人和经济体的银行债务提供重新安排，我们看到英国、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地区派发现金和国家紧急流动性救助，这些政策正是疫情经济思想的政策主张。中国依然处于疫情下经济状态，因此，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依然要遵从疫情经济思想，实施流动性救助的政策选择。
    疫情经济的核心思想和政策主张，其经济解释是基于社会成员和经济体的经济生命，而不是基于社会成员和经济体的自然生命。在市场经济和国家救助的现代经济体现中，自然生命的威胁已经不再是经济社会的根本性问题，而经济生命的威胁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根本性问题。如果说自然生命威胁的救济是食品，那么经济生命威胁的救济就是流动性。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分工合作的经济，是一种信用与债权债务的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成员的经济生命基础是信用、契约与流动性安全。经济生命中包含着自然生命，但已经完全超越了自然生命，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成员的“第一生命”。因此，疫情经济的生存与急救，指的是经济生命的救济，而非传统自然经济的自然生命救济。因而，流动性支持和救助，而非食品券是疫情经济生存与急救的根本。
    对整个经济的各个经济体的经济生命，从收入和流动性一端逆向解决，是疫情经济核心思想的逻辑延伸。为此，疫情经济理论主张实施经济生命救助，流动性支持计划，来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因此，我们提出国家和政府在疫情下根据经济和就业问题的“状态依赖”，从市场手里接管所有的经济体和社会成员，使其成为国家和政府公共服务对象，提供收入和流动性支持计划。另一种可能的选择，我们可以考虑生命周期理论的跨期收入掉期计划，通过中央银行，安排社会成员和经济体的收入或流动性跨期安排，通过生命周期债务再安排，既能解决疫情当下的流动性问题，也能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实现个体和整个经济的生命周期最优配置和效用最优安排。根据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这一安排长期对经济不会形成冲击，但短期能够很好地解决经济稳定和人们的预期，更重要地是能筑牢经济重启的基础。如果有第三种，那就是众筹社会流动性债务安排计划，这一种的可能性和实施性，在疫情巨大的外部性冲击下，很难内在化风险和成本。因此，第一、二种是最具操作的选择。疫情经济思想的这一逻辑和政策主张，也能有效预防和避免经济从疫情经济转化或演化为次生的真正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乃至社会危机。第一种逻辑和急救，即国家作为全社会成员的“状态依赖”公共服务提供者，通过国家财政方式解决，发行特别国家债券；第二种逻辑和急救，即中央银行作为全社会成员和经济体的生命周期收入和债务安排的最后贷款人或债权人，通过货币和资本方式，开展特别信用贷款安排计划和保险计划。这两种方式可以搭配或同时提供，供社会成员选择。具体的政策工具细节和实施，我们另文讨论。
    疫情经济的生存与急救，是社会成员的经济生命的生存与急救。因此，上述两种急救安排工具都是要解决流动性问题，在微观经济生命来看，核心是解决信用和债务问题。微观经济生命的流动性，决定者宏观经济的信用和债务问题，尤其决定着宏观经济的经济和金融风险问题。因此，疫情经济的微观经济生命救助是确保宏观经济不转化为真正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根本，从预防和阻断疫情经济延伸导致次生真正经济和金融危机以及可能的“堰塞湖”的根本。
    疫情经济，只有“危”，没有“机”，因为，“短期我们都死了”。凯恩斯主义者和其他各类主义或学派的经济学者所主张的经济危机或“准经济危机”，是对疫情经济逻辑和内在情形的一种“盲人摸象”式认识和判断，所谓“盲人夜半临深池”是危险的，因而，他们提出的主张和政策也是危险的。疫情经济理论，核心思想的生存，就是只有“危”，政策主张的“急救”，就是要对疫情经济“救死扶伤”，让疫情经济“转危为安”。活下来，是唯一的选择。
    疫情经济理论的宏观微观是统一的，宏观建立在健全的微观基础之上，即宏观经济安危系乎微观的经济生命安危。疫情经济的政策主张和政策工具，是精准的，是“靶向”整个经济的微观主体社会成员和经济体的“经济生命”的。所谓郡县安，则天下安，即是此理。疫情经济理论就是要“靶向”微观经济生命的健康，确保疫情经济宏观经济的健康，避免从疫情经济滑向真正的经济和金融乃至社会的危机。
    疫情下的经济和就业问题，既是宏观问题，更是微观问题，核心就是社会成员和经济体的经济生命问题，也就是收入与流动性问题。疫情经济理论主张要进行逆向推导，从收入和流动性一端来考虑经济和就业问题。疫情经济理论从生命周期理论和永久收入理论，或者创造一个新名词，从永久就业与存续理论角度切入，提出跨期收入分配计划，既是确保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生命健康的工具，也是实现永久收入或国家经济永久国民收入福利最优配置的工具。我们提出的具有操作性的两种政策操作工具，第一种是国家作为社会成员疫情下“状态依赖”的唯一公共服务提供者，实施财政救助计划，安排特别国债；另一种是中央银行作为社会成员疫情下的最终贷款人，实施货币资本救助计划，安排特别信用和债务计划。通过对社会成员经济生命实施流动性救助计划，确保疫情下微观经济基础健康，从而实现疫情下宏观经济的健康。通过疫情下流动性救助，我们可以避免经济由疫情经济滑向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乃至社会危机。
    无论第一种工具还是第二种工具，核心是解决社会成员和经济体的流动性问题，因此，一致性的工具安排就是流动性救助，通俗地说，就是派发现金。这里的经济生命的流动性救助，是区别自然生命的食品券救助的，是保障微观经济单元和主体经济健康，而不仅仅是生命安康，是保障宏观经济健康，而不仅仅是生命共同体存续。
    由此，我们的政策主张是，保障社会成员和经济体的流动性健康，就是疫情经济的最大就业和经济稳定保障。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