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率到2019年已突破60%，这相当于美国1950年的水平。为了达到这个水平，美国为之奋斗了将近100年时间，而中国只用了40多年时间。高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不仅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红利，而且还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但是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各种叠加的城市问题也日益凸显。城市化从快速发展到非理性扩张，导致少数城市出现“城市蔓延”的危险信号。城市非理性扩张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成本，阻碍了城市经济的增长，甚至导致城市化发展本利失衡。
    首先是经济成本，非理性扩张导致的城市蔓延区域越大，其投入的成本就越高。主要表现在政府投入成本、家庭生活成本、时间成本等方面。为了保证生活与生产，政府必须投入基础配套设施。在硬件上，政府必须投资道路、桥梁、水电、环境、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在软件上，还要投入与之相匹配的人力资源。这些投入并非是一次性投入，而是持续性投入，这对于地方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多数城市的财政收入只能维持基础建设的投入资金，如果城市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机制没有形成，地方政府就会陷入债务危机。从家庭生活成本来看，中国家庭负债率持续上升、各类贷款占家庭存款比屡创新高。家庭负债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就是住房与交通，而住房成本增加与交通成本增加是城市蔓延带来的后果。另外从时间成本角度分析，随着城市逐步向外扩张，家庭将为郊区化与交通拥堵付出越来越高的时间成本与机会成本。由于成本的转移与硬性支出，人们会因此减少其他方面的开支，比如教育、娱乐和健康等消费支出数量，从而影响消费市场的发展。
    其次是社会成本，城市蔓延容易导致城市霸权主义的崛起，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蔓延往往会依托行政权力、政策优势、资源掌控以及执法权力单方面对城市的边界与空间进行拓展。在土地征迁过程中，农村生活与生产空间被强行挤缩，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在短时间内被改变，弱势群体诉求被忽略，从而引发利益纠纷和思想上的冲突，降低了行政部门公信力。在这种背景下，国家的宏观政策与战略意图不容易被基层大众积极地接纳与配合，消极、懈怠、利己的思想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引发邻避效应。邻避效应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国家，由于民众对国家、政府所支持的项目不理解、不支持，从而导致对立冲突。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与城市霸权主义的出现，中国“邻避冲突”逐渐暴露，并在小范围内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导火索。要化解“邻避冲突”，就必须停止城市霸权主义的行为，行政部门要强化政府决策的公信力和做好各方利益的平衡，加大信息公开与民主建言，增进政府决策透明度，消除民众疑虑。
    另外，中国的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较城市而言其社会价值更为明显，人们的道德与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受熟人社会的制约与影响，正是因为有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相互帮助，和谐共处。如今城市的“蛙跳式”开发割裂了传统邻里关系，消解了“邻里文化”与熟人社会，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道德秩序被打破，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这种现象带来了社会的不公平，加剧了弱势群体的生活成本，容易导致激化矛盾。
    再则是环境成本。城市蔓延是以土地为载体不断向城市外部扩张，形成空间与环境的利益转换。中国由于人多地少，城市文明起步较晚，所以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城市化发展不宜走无序蔓延的模式，而是要让社会文明、经济增长、人口规模与城市化相协调发展，尤其要注意土地集约化使用与保护环境，否则将得不偿失。城市的蔓延主要通过居住空间、商业空间、配套空间与生产空间的扩张而实现。所以，如果一旦失控就会导致多方面的危害。比如对农地的危害，虽然政府有采取严厉的措施保证耕地面积不受到侵害，但是保护的力度远远比不上土地减少的速度。每年国家“一号文件”不断加码施压，但是地方经济增长的模式没有改变，依然难以控制土地经济的诱惑，耕地减少成为必然的趋势。再比如，城市蔓延对水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有目共睹，随着三四线城市粗放式的工业不断推进，农地减少的同时水资源也产生了连锁反应。
    非理性的城市扩张，如果不加以纠正就会出现规模化的城市蔓延现象。城市蔓延是对城市边界扩张的利益转化，西方国家与日本所出现的城市蔓延是在城市化率到达50%以后爆发的，而中国目前城市化率已突破60%，虽然没有出现规模化的城市蔓延现象，但随着少数城市非理性的扩张，城市蔓延与人口收缩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影响经济的增长。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城市扩张向城市蔓延转变带来的成本。建立城市精明增长体系与规模评估机制有助于防范城市蔓延。
    （作者为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