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国家再出重磅政策。2019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下称民企“28条”）公布。其中，民企“28条”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具体问题颇多着墨，再次引发市场的聚焦。
    近年来，国家虽然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来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但是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9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感到融资难、融资贵的500强民营企业数量从2016年的235家增加到2018年的265家。
    导致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基本可以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其中，外部宏观因素在于，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致使民营企业经营挑战骤增；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偏谨慎的信贷风险控制度，且重国轻民、重大轻小的观念长期存在，戴有色眼镜看民营企业，相应压缩了民营企业投融资额度，并使其获得信贷发债融资的难度远远高于国企。
    众所周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很多不同，其中又以融资环境差异最为显著。我们通常会听到对传统银行以及金融机构的抱怨，说他们嫌贫爱富，喜欢把钱贷给国企，不给中小民营企业。但实质上，从国际市场引入的国际评级机构，也同样偏好国有企业。原因很简单，国企风险比较低，受保护的可能性比较高。换言之，就是国企或大型企业更有“信用”。
    至于内部因素，除了部分民营企业投资方向受制于金融调控政策，间接导致融资遇阻之外，民营企业本身也存在一些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一方面，部分民营企业主体缺乏信用记录，有的甚至连财务信息都没有，使得银行难以对其进行信用评级；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部分民营企业的运营模式、资产形态很难转化为让金融机构信服的抵押物、担保物。
    信用是融资的基础。如何为“信用不够”的民营企业“增信”，解决他们融资最大的制约，是个较为迫切的问题。
    民企“28条”提出，“健全民营企业融资增信支持体系。推进依托供应链的票据、订单等动产质押融资，鼓励第三方建立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这也被业内专家认为是改进和完善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一项重要“基础工程”。
    传统的金融机构在给企业贷款的时候一般看三个方面的指标：历史数据、固定资产和政府担保。中小民营企业在这三方面可以说基本属于“三无企业”，自然处处受限。银行无法为它们做风控，自然也就不能为它们提供融资。
    而供应链金融恰恰能够弥补这一融资指标，利用企业变现能力较强的动产（如企业的存货、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应收票据等）作为还款保障，为缺乏不动产的民营企业融资提供了可行的渠道。供应链金融作为依靠交易信息来进行信用风险评估的创新尝试，可谓前景可观。
    民企“28条”提出，积极探索建立为优质民营企业增信的新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中小民营企业风险补偿基金，研究推出民营企业增信示范项目。发展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以市场化方式增信支持民营企业融资。
    笔者认为，优化增信新机制方面，还需要侧重优化风险分担、补偿机制，构建和完善针对民营企业的征信体系和失信惩戒机制，提升民营企业信用基础水平，改善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信用环境。
    风险分担，是担保体系的重要性所在。通过担保机制，把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的超额风险分担出去，银行潜在损失可控，那么对于民营企业贷款的风险定价就会下降，融资成本也会相应降低。同时，建立民营企业风险补偿基金，整合区域担保机构，形成数量合理、功能互补、政府主导的多层级担保体系，并加强协同与协作，形成共享机制，才能有效改变民营企业缺信息、缺征信、缺担保等现状。
    反观日本的信用担保制度，是由地方信用协会组成的信用担保协会和日本政策金融公库两个相互关联子系统构建起两级信用保证体系。资料显示，银行机构与信用保险协会合作密切，缺乏抵质押物的中小企业向商业银行、民间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可向信用担保协会申请担保增信，平均担保费率在1.15%左右。政策金融公库通过与信用担保协会签署保险合同的方式（平均保险费率为0.97%），为担保协会提供赔偿约八成的保险金。在政府、民间两级担保体系运行下，日本政策金融公库、信用担保协会和商业银行的风险分担比例为64：16：20，由政府来承担绝大部分信用风险。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借鉴一些有价值的经验。
    民营企业“增信”，除了设立相对应的金融政策为其“输血”增信，还要提升中小企业的“造血增信”能力。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辅导体系，强化提升民营企业自身实力。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银行、企业等多方面的合作，尊重市场客观规律，发挥政策引导作用，从制度和机制上解决问题，不断改善民营企业的成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