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大门前，刻着这样几个大字：我们的使命是让人类免于贫困。在中国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各级工商联组织和广大民营企业发挥了重要的生力军作用，从而在这场必将打赢的战役中打出了工商联品牌，具有了民企特色。
    （一）
    向贫困宣战！向贫困决战！
    贫困特别是大面积贫困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千百年来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贫富交替与治乱相循有何内在关联？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仔细想想，40多年改革开放既然以“富起来”为历史任务，那么，整个国家的战略方向及步骤、一系列政策举措、工作部署及具体安排等等，其实几乎都是围绕着脱贫致富主题，都与全体中国人民过上富足生活有着直接或间接关联的。这就内含了发展民营经济的时代意义。
    首先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群体中以闯荡商海的创业者为主，他们与短缺经济时代相伴生，起先以做万元户为荣耀，但很快财富量级节节攀升，十万、百万、千万、上亿……，惠及越来越多的员工及家庭，也扩大了税源，为国家持续改善财政状态做贡献。由此可见，先富群体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独富”、独占春色，而是有扩散效应、带动作用和社会化共享意义的。
    其次是“先富帮后富”。在此层面，扶贫脱贫有了更加明确的主体意识与对象认定要求，执政党也开始将“先富起来”包括更加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列为新的社会阶层。这个新的社会阶层，最初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共六类，后来（2015年）调整为三类，即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包括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专利代理人等，以及社团、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显而易见，这个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中催生出来并不断壮大、走在全国人民前列而率先进入小康社会的中产阶层，更准确地说，是中产阶层的主要构成。
    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官方给出的正式称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2010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联工作的意见》中，则确认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同时指出“工商联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工商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非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主体的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是政府管理和服务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影响，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新的社会阶层的界定以及肯定，实际上也同时意味着某种时代赋予和历史责任的确定，即作为先富群体要义不容辞地帮扶贫困人口尽快由穷而富，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顺应这一时势，全国工商联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团结引导广大民营企业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先富帮后富，一些活动很是有声有色，其中影响最大、最经典的是“光彩事业”和“万企帮万村”。
    早在1994年4月23日，有10位民营企业家在全国工商联七届二次常委会上倡议发起光彩事业社会公益活动。在此基础上，全国工商联和中央统战部专门成立了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和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随后开展了“三峡库区行”“延边行”“宁夏行”“西藏行”“南疆行”“黄冈老区行”“凉山行”等30多次“光彩行”投资考察活动，显现了工商联系统的组织优势。截至2015年底，全国累计参与光彩事业的企业家有5.9万人，实施光彩事业项目7.2万多个，带动2236万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成为全国跨世纪扶贫工程中实力最雄厚、影响最广泛、持续最长久的支柱活动之一。
    2015年，全国工商联会同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光彩会发起了“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这更是鲜明地体现了工商联工作的组织化水平和“劝导”“劝勉”“劝诫”特色。工商联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不是权力机构，而是作为“桥梁纽带”和“助手”，因此，在构筑民企家园、和风细雨、苦口婆心、整合动员、帮助引导等方面的功能作用比较突出。在全国开展“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这不是一种强制性任务，也不是靠行政命令推动的。全国工商联的做法是，一方面紧紧依靠和配合各地党政有关部门，另一方面又积极带动各级行业商会和异地商会，集智集力，引导和组织民间资本对接扶贫脱贫之需。在实践中，全国工商联探索出了整市、整县、整乡推进以及“一企帮多村、多企帮一村”等“品种多样”的帮扶方式，在实施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基建扶贫、公益扶贫、消费扶贫、电商扶贫、教育培训扶贫、卫生医疗扶贫等多种模式齐头并进的同时，尤以产业扶贫为主，其成效在全国整个精准扶贫工作中独树一帜。据不完全统计，短短一年内，全国已有2.2万多家民营企业同2.1万个贫困村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而截至2019年6月底，进入“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台帐管理的民营企业己达8.81万家，精准帮扶10.27万个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5,53万个），产业投入753.71亿元（其中购买农产品75.37亿元），安置就业66.15万人，共带动和惠及1163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从全国范围来看，扶贫脱贫这项原本体现社会良知的大善事、大好事和大义举，也依然未能幸免腐败之浸染，使得“反贫”与“反贪”竟然有了交集。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扶贫脱贫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贫困，既是硬短板也是软短板，既是发展短板也是制度短板，还是心灵短板。因此，称脱贫攻坚是一项系统工程，实不为过。攻坚攻坚，攻坚之难莫过于攻精神萎靡之坚、攻贪腐无良之坚、攻目无法纪之坚。据2016年中纪委、监察部通报，截至当年8月29日查处的883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典型案例中，涉及扶贫领域的竟然有325起，占比高达37%。其特点是“蝇贪”多、“微腐败”多，“雁过拔毛型”、“截留私分型”、“关照亲友型”、“虚报冒领型”等等职务犯罪多，虽然案值一般都不大，但危害极大、影响恶劣，被舆论痛斥为“大祸害”。
    相对而言，工商联系统主导的“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由于参与的民营企业作为出资者，产权非常清晰，又以产业扶贫为主，专业性强，对帮扶项目的资金走向等常设专人监管，也重视投入产出，因此，贪腐黑手很难侵入或得逞。我多次去过贵州织金以及四川巴中和仪陇等全国工商联重点联系或曾经重点联系的扶贫地区调研，或应邀为当地政府部门及公众举办专题讲座，此外也实地考察过很多民营企业担纲的帮扶项目，所见所闻，确实很少听说过有何扶贫腐败事件发生。相反，倒是常能听到一些地方领导和当地群众赞赏工商联组织的扶贫项目，认为重实效、进展快、受欢迎。
    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委员并发表重要讲话，称赞“工商联开展的‘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很好，要抓好落实、抓出成效”；2018年10月20日，又专门就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给“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家回信。毫无疑问，“万企帮万村”这个凝聚着工商联系统全体干部员工满腔热情和心血以及广大民营企业家国情怀和辛勤劳动的精准扶贫行动，必将作为中华民族脱贫攻坚、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经典之作、传世之作而永载史册！这正如2016年10月1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现场会时所说，“万企帮万村”势头很好、成绩喜人，希望做好总结宣传，将其打造成“中国品牌”，为全球脱贫减贫工作提供“中国经验”。
    （二）
    贫困，是人类的公敌，也是顽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消除贫困，永远是人类的持久战、攻坚战。20世纪在西方以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出名的法国思想家米歇尔·褔柯曾经这样极而言之：“一定数量的贫困是不可能消灭的。即使所有的闲人都被雇用，有些贫困也注定要伴随各种社会的，直至世界末日……这种基本的贫困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消除的，因为出身和事故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部分。长期以来，人们无法想像会有一个没有穷人的国家。这种需要似乎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人类命运和社会结构之中：19世纪以前，在哲学家的思想中，财产、劳动和贫困这几个词一直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引用另一位法国思想家蒙田说过的话为其佐证：“在治理有方的国家里，只应有生于贫困或因事故而陷于贫困的穷人”。他甚至还说，“贫困这一角色之所以是必要的，原因在于它不可能被压制住，还在于它使财富的积累变得可能。如果穷人多劳动而少消费，就能使国家富强……总之，没有穷人，国家就会贫穷。贫困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因素。穷人成为国家的基础，造就了国家的荣耀。因此，他们的贫困不仅不可能被消灭，而且应该受到赞颂和尊敬”（引自《疯癫与文明》）。这真有点“越穷越光荣”的味道！可能的启发仅在于绝对贫困趋向少甚至无，但相对贫困或许永远有，只是不同阶段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标准各异，所以，套用潮流用语，叫做“反贫、减贫永远在路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明确要求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决不允许长期存在“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打响脱贫攻坚战后，许多民营企业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义利观，有钱出线、有物出物、有项目出项目……，直接冲上扶贫第一线，涌现出很多动人事迹。
    比如恒大集团，首创“整县推进”乃至“整市推进”方式，自2015年起，先在贵州毕节市大方县，进而又对毕节全市实施帮扶计划，总共拟投入110亿元人民币。他们派出2108名扶贫队员，驻地执行全方位综合治理方案，一揽子推出“产品扶贫、异地搬迁扶贫、教育扶贫、创业扶贫”等，旨在重塑“造血”机制，一举解决贫困“基因”，力争到2020年底，使整个毕节市10个县区1700多个村、92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成为民营企业精准扶贫的标杆。
    又如四川红原集团，以“因为信仰，所以纯真”的经营理念，在四川阿坝这一气候条件极其恶劣的高原地带、社会发育程度相对滞后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专注研发、生产牦牛乳制品近20年，实实在在地为当地藏民排忧解难、增收添福，成为全力参与“阿坝牦牛产业精准脱贫工程”的龙头企业。
    再如北京万源集团，针对全国7000多万贫困农民中因病致贫者占42%（超出因灾致贫、因学致贫和劳动能力弱致贫的总和）以及脱贫人口因病返贫比例超过半数的严峻现实，加快打造和完善智慧村医工程，集成应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生命工程、智能制造等新科技革命成果，在江西抚州等地成功实践健康扶贫，反响热烈，被誉为当年的赤脚医生乃至当下的普通村医的升级版、现代版。
    这几个项目，我都去实地看过，都是企业发展史上的丰碑或经典之作,很受触动。还有中国平安集团，作为国内三大综合金融集团之一，牢牢把握精准扶贫主线，摸索出一条覆盖“教育-金融-保险-产业”全程的帮扶链条。他们以“扶智”为切入点、产业帮扶为纽带，发挥金融企业优势，有效增强贫困农户融资和抗风险能力，与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高度协同，共同促进贫困地区恢复“造血功能”，被誉为“平安式扶贫”。
    总结民营企业参与扶贫的内在规律，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基本特色：一是民企扶贫多以产业扶贫模式为主。这是民企成为扶贫生力军甚至主力军之一的优势所在。产业扶贫是一种内生发展机制，可以激发内在脱贫的动力活力，促进贫困个体与贫困区域协同发展，真正把“水”浇到穷“根”上。据中央党校第5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问卷调查，县委书记们对扶贫开发或脱贫路径选择，首选的就是产业扶持，高于社保兜底、教育支持、医疗救助、转移就业、异地搬迁、生态保护等选项；二是民企扶贫较少形式主义。产业的质量，体现脱贫的质量；产业的水准，体现脱贫的水准。那种“应付式”选派、“走读式”驻村、“顾问式”委任等形式主义问题在民企扶贫领域中很少见。而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选择特色产业扶贫，更是体现民企扶贫的务实态度；三是民企扶贫双向性或互动性很强。特别是产业扶贫，企业与帮扶对象之间必须加强互动。因此，两者关系不是单向的施与受，更是相互平等、共同成长的关系；四是民企扶贫倾向于着眼未来。产业扶贫固有的投入产出周期决定了扶贫不能为了一时摘帽，而要立足于长远，让贫困户干得了、长受益，才能真正变“输血”为“造血”，实现稳定脱贫。因此，泛海控股集团等民营企业，都将精准扶贫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做到善始善终善做善成抓实工作；五是民企扶贫必然是企业家精神扶贫。由于帮扶企业中做实业的多，崇尚企业家精神、竞争精神和务实态度，不习惯于“搞花架子”“摆盆景”，而且也不那么容忍“躺着当低保户”“坐在墙角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争当穷、习惯穷、无赖穷”等精神贫困、斗志贫困、干劲贫困之类的消极落后现象。扶贫项目通常难度较大，特别是在深度贫困地区，越到后面难度越大。若无强大的企业家精神去攻坚克难，扶贫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扶贫的过程往往是扶志扶智的过程，是输送和示范企业家精神的过程，是发扬光大人间道义的过程。这也说明为什么救济式扶贫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开发式扶贫。开发什么？不止是产业开发、产品开发，还应是精神开发（意识开发、理念开发）……
    古代名著《六韬》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周文王请问姜太公何为“先圣之道”，姜太公答曰：“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故义胜怠者王，怠胜敬则亡”。意思是说，道义胜过私欲，国家就会昌盛；私欲胜过道义，国家就会衰亡；敬慎胜过私欲，则诸事吉祥；私欲胜过敬慎，则功业毁灭。所以，道义胜过私欲者可以统治国家，私欲胜过敬慎者就会灭亡。说的虽是治国之道，我以为也同样适用于治理企业。“天下大利，比身即小；身所重也，比义即轻。此以仁义为准绳者也”（引自《文子》）。民营企业家若不能义字当头，不能深明大义，不能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即使握有再多的财富，也迟早会成倾覆之舟。此即“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是也！
    中国的民营企业是一支敢于担当、“给点阳光就灿烂”的队伍。只要有良好的营商环境，他们无惧竞争，也不吝付出。他们在扶贫脱贫攻坚克难的关键时刻，表现出色，智勇双全，不仅勇于为国家和人民分忧，而且也以企业家精神和长远眼光将一个个非常具体的扶贫项目做成利在当下、义耀中华的经典之作、传世之作。历史，注定将为他们“经典‘咏’流传”！
    （作者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