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家发改委4月份于《新型城市城镇化重点任务》中提出“收缩性城市”以来，业界对收缩性城市展开了较为深广的讨论。到底收缩规模为多大，舆论意见并不一致。目前大家较为认可的数据为首都经贸大学吴教授利用十年的统计数据所测算的数据，660个样本城市中，有80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缩，占比约为12.1%。截至2016年，这些城市的人口不仅少于2007年，而且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
    通常认为城市收缩有人口和资本两个因素，目前考察城市收缩多运用人口要素测算，显得更为直观。但是更进一步而言，城市收缩如此被关注，就在于一些观点会认为资本维度的城市收缩将会必然随之而来，这可能意味着相当多的城市房地产贬值，城市固定投资开始缩水。这也是为何前一段时间鹤岗出现两三万一套房，迅速引发了社会关注。
    人口流动的确是经济积聚的形态变化，同时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资本流动的趋势，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城市经济的衰竭。除了人口资本等要素分析外，城市经济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考察因素，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相当多的研究已经发现，中国的收缩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在不断改善，甚至比非收缩城市还有改善。
    出现这种收缩城市生产效率悖论，其实还是在于城市社会经济本身的普遍性，也在于中国宏观结构的禀赋特点。不同于乡村社会经济，城市社会经济本身就是社会流动的结果。古代城市的关键之一就是集中交易市场，到了现代经济活动，这一特点成为城市的核心特征。十七世纪伦敦是世界第一个超级都市，虽然伦敦本身的人口聚集已经相当大，但是相对于同时代全球许多城市还不算突出，但是伦敦的经济社会经济流动性远高于世界其它地区。据测算统计，当时英国有1/5的人口经常要到伦敦，这样的流动性是远超同时代各国的。伦敦的发展经验最大程度解释了城市不同于乡村的特点，城市经济聚集不仅是定居，还在于市民身份以及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所以居住城市更好迁徙，更容易有变化，也就更好的能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所以不管流出还是流入，只要是市场本身没有扭曲，那么都会形成正态效果。
    对于中国而言，首先中国规模巨大，规模优势可以体现在更多层面。其次，中国城市特有的行政区划，又因为户籍制度的存在，大部分城市本身的聚集性也并不高。正是由于过去十多年的特大城市快速发展，其实带动了整个经济流动性，从而进一步加快了中小城市城区的人口聚集，带动了多层次的经济聚集，从而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这恰恰是中国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体现。
    所以不管是从结果看，还是从过程看，不应过度担忧城市扩大带来的城市病，也不应该过度担忧城市收缩造成的所谓衰败问题。不管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应该重视的是经济社会流动带来的经济效益改善。对于企业而言，可以从中找到投资机会。对于政府而言，则应从趋势变化中找到匹配政策。收缩并非是塌陷，而是另一种积聚，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超大经济体而言，各个层面的积聚都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机会。
    此前舆论关注城市收缩都更多关注于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变化，其实，更应关注的是，如果一个城市里资本过度聚集于房地产，在城市收缩过程中可能造成的产业压迫，对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的压迫。对于大部分城市而言，应对收缩，不应是盲目扩大城市规模，甚至运用行政手段“挽留”人口，而应该看到这种流动变化带来的产业其他积聚发展机会，实现精明收敛与更高效发展。
    所以，城市本身就是社会经济流动的产物，潮起有潮起的机会，潮落也有潮落的机会，收缩并非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