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因“号贩子”整治不到位，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儿童医院负责人被约谈，北京市卫健委要求这些医院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坚决做好整改。
    之前的6月5日，北京市卫健委在通报全市卫健系统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时披露，从去年开始，北京市就全面开展预约诊疗服务和实名制挂号就诊，取消医师个人手工加号，并在20多所医院推广人脸识别信息系统，要求对“号贩子”“治理到位、全面好转、持续保持”。
    此外，针对“号贩子”违法成本低的问题，由北京市公安局上报公安部对357名“号贩子”实施联合惩戒。
    应该说，这些整治措施的效果是积极的。据披露，2018年以来，北京市共抓获“号贩子”1342人。挂号监管越来越严，已成北京市大医院的常态。
    不过，上月底，有媒体暗访发现，在协和医院、同仁医院、儿童医院等仍有不少“号贩子”肆意游走揽客，报道称，一个专家号竟然加价3000元，而一个住院床位则要加10000元。
    昂贵的挂号加价，不仅严重损害了病人及其家属的正当权益，也扭曲了医疗资源的公平公正配置。北京市约谈“号贩子”活动猖獗的医院，充分表明了治理的决心。对此，作为负有主体责任的医院，没有道理不继续强化门诊服务管理，彻底杜绝“号贩子”。
    一直以来，“号贩子”屡禁不止，始终麇集于大医院周围，就像牛虻一样吸食病患者，不排除病患者有需求。
    也即，在优质医疗资源较为紧缺的情况下，自然会滋生类似“号贩子”这样的寄食者。毕竟，“号贩子”让远道而来的病患者有可能尽快就诊，事实上，这也是“号贩子”难以根治的社会土壤。
    只是，拂去表面的尘沙，就会发现，作为一种在灰色地带隐秘潜行的行当，“号贩子”并不能独立存在，而是需要附着于医院的。
    相信很多人都有疑问，既然有关方面一再表态严厉打击，为什么“号贩子”仍能够拿到靠前的号，并如愿约到专家？既然专家资源那么紧张，“号贩子”又靠什么样的神通予取予求？
    还有，在信息十分便利的语境下，仅靠“人脸识别”系统，以及靠保安驱赶，显然不能让“号贩子”绝迹。
    可见，惩治“号贩子”，关键仍需要发挥医院的主体责任，并从根本上铲除倒卖医疗资源的食物链。
    这就要求医院能够从源头治理，多一些制度约束，强化门诊挂号服务的监管，尽量避免个人裁量权过大的情形。
    特别是，对于那些里应外合，与“号贩子”勾结牟利的“内部人”，一经查出，绝不姑息。
    这样的盲区并非难以治理，1342名“号贩子”也绝不会单独作战，有关方面应该深入调查，理清这条隐秘食物链的各个环节，这样也可以有的放矢，彻查严处。
    北京的大医院诊疗水平高，社会公众也高度期待，至少在短期内，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形难以得到根本缓解，这也是一个基本现实。但是，公平公正配置资源，只能依靠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只能依靠严格管理，而不是“号贩子”的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