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做了专门批示，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也关系到资源的节约使用，必须要加速推行。2016年，我国的垃圾分类处理开始加速，今年则是我国垃圾分类处理的重点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今年正式开始推行垃圾分类。根据我国目前的计划，到2020年底多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全部基本建立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对于仍然处于高速城市化的中国而言，垃圾处理是城市治理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垃圾分类则是加强垃圾处理的重要方式。为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不仅专门召开过会议，今次国家领导人专门批示，可见这项工作不仅关键，而且目前已经重点明确，政策所指非常清楚，聚焦地级以上城市垃圾分类。
    就垃圾处理的环节而言，垃圾分类收集是垃圾处理的前端部分，分类收集可以有效降低垃圾处理的难度，同时也能有效降低垃圾的回收循环利用成本。但是由于有着环境保护、社区建设、城市公共文化建设等多方面的意义，垃圾分类一直被政府、公共舆论和社会组织强调，既希望通过垃圾分类减少浪费，保护环境，还希望通过垃圾分类来推动公民素质教育。这样做当然有着非常大的意义，特别是垃圾分类教育本身有很大的城市公共教育意义，的确是有着比较大的价值。但是从垃圾分类处理本身而言，首先是一种城市公共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前端垃圾处理部分，必然也要受到整个垃圾处理体系的限制。
    所以要推动垃圾分类，进一步推动垃圾分类，本质上还是建立垃圾处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政策角度，不仅要考虑到公益性、环保性，以及国民教育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到垃圾处理系统链的建立，建立一个产业链其实就是要建立一个“利益链”，关键还是在于利益安排。
    与一般的污染治理一样，垃圾处理本身仍然要贯彻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不同于一般工业污染，主要是由企业产生，城市生活垃圾的源头主要是居民。就垃圾分类的现实意义而言，通过居民从垃圾处理的前端入手，能有效降解分类垃圾，从而大大提高垃圾处理的效率，以及回收循环利用的价值。那么反映到具体的居民利益，固然有减少公共污染、提高城市运营等意义，但是就其根本而言，还在于减少了垃圾处理的成本。如果直接反映到居民部门的账目，其实关键在于居民的垃圾处理费用。目前中国实行垃圾处理收费城市有两百多个，基本上都是采取了定额按户的征收方式，定额按户的征收方式不仅无法贯彻“污染者付费”的公平原则，而且也无法实现垃圾有效减量。对于居民而言，定额按户，不仅无法体现垃圾分类处理的财务意义，而且刺激居民用户大量生产垃圾。如果要进一步推动垃圾分类进入居民端，就必须改为垃圾按量收费。以推动垃圾分类处理较为得力的台北市为例，自上世纪90年代实行垃圾按量收费以来，垃圾处理量从2000年2980吨/日下滑到2009年的1009吨/日，可见价格杠杆的意义。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中等规模以上的城市在垃圾总量占比还会进一步加强。垃圾生产越集中，则处理起来也越集中。故而，以2025年建立地级以上城市垃圾处理系统的目标是非常可取的。作为垃圾处理系统的前端，垃圾分类处理的效率其实严重依赖于人口的集中。日本经常被认为是垃圾分类处理的典范，实际上日本绝非值得学习的对象。由于地方利益的存在，日本无法发挥规模优势，建立大型垃圾后端处理设施，只能按照町目平均设立垃圾填埋焚烧厂，规模有限的后端处理能力，导致日本前段垃圾分类非常繁琐低效率。根据日本统计，平均家庭每个成员要花十分钟分类处理垃圾，家庭主妇每天更是要花费半小时分类处理。更重要的是，繁琐的分类导致了巨额的垃圾转运费用，一般能占据整个垃圾处理费用的50%以上。虽然得益于日本政府多年的教育投入，大部分居民都愿意参与垃圾分类处理，但是事实上一些人宁愿缴罚款，也不愿意参与垃圾分类。
    所以，垃圾分类事关环保、公益甚至公德心，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建立利益关系，真正将垃圾处理产业链转化为利益链，才能真正深入到居民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