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7日下午3点30分，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在莱蒙湖畔的世贸组织总部，决定中国入世命运的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工作组第18次会议在此举行最后会议。经过约两个小时的紧张工作，中国工作组主席吉拉德宣布：中国工作组完成了各项工作，结束其14年零6个月的历史使命，并象征性地敲响最后一锤，全场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历时15年的中国“复关”“入世”长跑终于走近了终点。
    这是令中国兴奋的日子，也是令世界高兴的日子。用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穆尔的话说：这是世贸组织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是世界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时刻。所有国家，不论贫富，都将从中得到利益。中国“入世”将对完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发挥重要作用。
    11月10日深夜，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毫无意外地审议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体制的一员，世界市场的大门由此向中国开放，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由此大踏步走向世界，中国经济也由此走上了崛起之路。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
    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缘由邓小平的远见卓识。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为“走出去”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开放就始终与改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实施沿海开放战略，发展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的外向型经济，中国经济一直没有停止融入世界的脚步。
    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提出要“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走出去”战略开始萌芽。1997年7月，江泽民在河北唐山考察时首次正式提出了“走出去”的战略思想。他说：要加紧研究国有企业如何有重点有组织地走出去，做好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这篇大文章。接着，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更加明确地提出：“要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
    同年12月，在会见出席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江泽民首次把“走出去”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提出来，并把它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他说：“‘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这个指导思想一定要明确。“这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此后，2000年时，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等不同场合又多次强调要抓紧研究实施“走出去”战略。当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十五”期间乃至更长的一段时期，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建议》详细地列举了“走出去”的途径和方式，并把“走出去”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城镇化战略、人才战略一起，确定为“四大新战略”。
    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几个月后，“走出去”战略正式写进党的十六大报告。报告指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
民企渐成“走出去”主唱
    2003年以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快车道。2011年，民企海外投资已占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44%
    “走出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引进来”，因为那时我们缺乏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不引进来，完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可能获得比较快的发展。只有在经济发展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走出去。因此“引进来”“走出去”，是改革开放不可逾越的两个阶段。
    在“走出去”战略驱动下，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支持民企“走出去”。2004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国对外投资项目从审批制向核准（备案制）发生根本性转变。2005年，商务部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联合出台《关于实行出口信用保险专项优惠措施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通知》，2006年7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彻底取消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和购汇额度的限制。在“非公经济36条”出台之后，2007年商务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和全国工商联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若干意见》，规定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可享受多项基金资金支持。在“民间投资36条”出台后，2012年6月，国家多个职能部门联合发出《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民营企业迎来了阔步“走出去”的良好政策机遇。
    由于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需要，“走出去”战略很快取得实效。到2010年底，在200个国家和地区都已有中国企业的身影。境外加工贸易类投资已占对外投资总额的近一半，一批大型项目建成投产，华源、万向、远大空调、新希望等民营企业已逐步在国外站稳脚跟。同时，自2006年始，中国在境外兴建了50个经贸合作区，从事国内较为成熟、竞争激烈的产业如家电、机械五金、制鞋、资源能源、区域市场贸易、边境综合贸易加工等，其中绝大多数为民营企业。海尔、TCL、春兰等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已初步建立起全球生产和销售网络，具备了跨国公司雏形。
    权威数据显示，2003年以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快车道。到2010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588亿美元。而到2011年，民企海外投资已占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44%。
民企“走出去”八仙过海
    同国企海外并购偏好资源领域不同，中国民企的海外投资更加多元化，更加注重对技术、品牌、市场等的获取
    比较典型的有2004年12月联想用12.5亿美元购入IBM的PC业务，自此，位于全球PC市场第九位的联想一跃升至第三位。这次并购从品牌、技术、管理、产品、战略联盟和运营等各方面对于联想本身都有巨大的提升。
    2009年4月，吉利汽车“走出去”，收购了全球第二大自动变速器制造企业澳大利亚DSI公司，使其核心竞争力大大增强。2010年8月，吉利汽车又收购了沃尔沃轿车公司。
    同样是汽车企业的奇瑞，也在全面推进全球化布局，其产品已销往全球80余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海外有15个CKD工厂已建或在建，已全面覆盖亚、欧、非、南美和北美五大洲汽车市场。
    2005年底，海尔开始实施其品牌化战略第四阶段——全球化品牌战略。很快在全球建立了29个制造基地、8个综合研发中心、19个海外贸易公司。2008年，实现全球营业额1190亿元。
    2008年9月，中联重科联合弘毅、曼达林、高盛收购意大利机械工程企业CIFA100%股权，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机械制造企业，并很快赢得了意大利人民的认同。2011年1月，意大利总统把莱昂纳多国际奖颁给了中联重科。
    2009年12月，顺德日新宣布收购智利一座储量高达30亿吨的铁矿，日新持股超过七成，约10亿元收购资金全部来自企业自有资金。
    2010年，上工申贝引入民营资本中捷股份公司对上工欧洲持股，在金融危机期间缓解资金紧张局面，同时，为民企收购德国DA公司股份提供了途径。通过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三种资本的合作，开启了三种所有制合作“走出去”的新局面。
“一带一路”翻新曲
    2010年时，中国经济已到了产业梯度转移和资本“走出去”的时候。“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好适应了国际产业资金转移、国际资本流动的规律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2014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建设“鼓励民企参与”，同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欢迎民资参与”。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大批民企审时度势，大步迈向世界舞台。
    从2010年开始，民营企业日益成为对外投资的主力军。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数据库，到2014年，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呈现爆炸式增长，同比增加295%，相当于2013年的三倍，占当年总投资案例数的69%。
    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外商直接投资，201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的企业有近3万家，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已连续三年位居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合同额和营业额均位居世界第一。
    可以明显地看出，2010年前后，中国企业“走出去”出现了一个小高潮。这自然离不开“走出去”战略的积极推动，但更主要的动因来自于中国经济自身。
    一般而言，产业转移是实现分工变化的重要途径，可间接反映一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承接欧美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实行外向型经济开始，很长一个时期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但不知不觉间，中国俨然已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在某些领域甚至成了制造业强国。过去常被人诟病的、缺乏核心科技的中国创造也已今非昔比，因此，到2010年时，中国经济已到了产业向外梯度转移和资本“走出去”的时候。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好适应了国际产业资金自由转移、国际资本流动规律、提供公共和准公共产品、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能力建设，互利共赢、合作发展的大势。中国既可以借助“一带一路”转移边际产业及优势产业，延长产业的寿命周期，为国内产业升级创造空间，打造民族品牌，也可以承接沿线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民企海外投资贸易的快速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开启“买买买”模式
    进入2016年，海外并购交易再创历史新高，交易金额突破1800亿美元。很多民营企业开启“买买买”模式
    到2015年，中国企业已在“一带一路”相关49个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投资额同比增长18.2%。共承接“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78.3亿美元，执行金额121.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2.6%和23.45%。
    在“一带一路”大合唱中，民企的声音最为宏亮。据统计，全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大概已有2万家，其中民营企业占多数。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民营企业500强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500强民企中有274家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共实现海外收入（不含出口）7900多亿美元，比上年大幅增长5400多亿美元。在贸易方面，民企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7年民营企业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进出口总额达到6000多亿美元，占总额的43%。
    进入2016年，海外并购交易再创历史新高，交易金额突破1800亿美元。很多民营企业开启“买买买”模式。
    2018年2月，吉利以90亿美元收购戴姆勒部分股份轰动海内外。据不完全统计，过去10年吉利至少发起了8次海外并购，涉及汽车零部件、成熟技术和成熟汽车公司。通过并购，吉利集团已经拥有沃尔沃汽车、领克汽车、吉利汽车、伦敦电动汽车、远程商用车、莲花豪华跑车等多个品牌。
    2012年，万达集团以31亿美元并购全球排名第二的美国AMC影院公司100%股权，一举成为当时拥有最大海外投资的中国民营企业。2017年1月，AMC又宣布以9.3亿美元并购北欧最大院线北欧院线集团NCG。
    2017年4月，海航集团旗下金控平台渤海金控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以支付现金101亿美元收购美国上市公司CITGroup Inc。下属飞机租赁业务。5月，又成为德意志银行最大股东，持股比例升至9.92%。
    2017年7月，亚洲最大物流地产巨头普洛斯（GLP）宣布，由厚朴资本、高瓴资本、中银集团、万科集团和普洛斯管理层组成的中国财团收购估值约790亿元人民币的股份。交易完成后，万科拥有21.4%股权，成为普洛斯最大单一股东。
    2017年10月，复星医药宣布以10.91亿美元完成对印度仿制药企业Gland Pharma的交割，拥有其74%的股权，这是中国医药企业海外收购最大手笔。
    2014年3月，三胞集团收购英国福来莎百货89%的股份，此后，又收购了多家国外企业。2017年1月，又以8.1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7亿元）收购美国生物医药公司Dendreon100%股权，Dendreon为全球首个前列腺癌细胞免疫疗法Provenge的拥有者。
理性规范成为主旋律
    《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的出台，给海外并购这匹已经脱缰的野马，套上了理性规范的笼头
    用“盛极而衰”来形容2016年前后的民企海外并购并不为过。2017年2月，王健林“万达要成为世界一流跨国企业”的小目标言犹在耳，黑天鹅悄然降临。正当万达拟用10亿美元收购DickClarkProductions公司100%股权时，囿于收购资金周转问题以及中国监管层的审批问题，交易破裂。4个月后，一场更大的风暴席卷万达，规模最大的“股债双杀”不期而遇。此后，各种传言差点淹没了万达，万达瞬间从“买买买”变成了“卖卖卖”。经过一年多的腾挪转移，王健林终于把万达的负债减少了近2200亿元，甩掉了三分之一的负债。
    《财新》的报道称，此前银监会曾要求各家银行排查包括万达、海航集团、复星、浙江罗森内里在内数家企业的授信及风险分析，重点关注内保外贷、并购贷款等跨境业务。还需要报送是否涉及房地产、影城、酒店、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非理性对外投资。
    因此，卷进这场风暴的，并非万达一家。尽管原因晦涩莫名，但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就是钱。以复星为例，自2009年开始国际化战略以来，到2016年中，据不完全统计，其海外并购总支出高达100多亿美元。万达花费更多，到2017年时万达在海外投资已超150亿美元。
    根据银监会规定，并购活动中企业最多获得50%的银行贷款，所以，当时为了支付并购AMC的31亿美元的巨额资金，万达选择了“内保外贷”形式和人民币并购贷款相结合的方式。2015年“811汇改”之后，情况发生逆转，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及外汇储备双双下跌。这使得我国政府对海外收购的看法发生了一些改变，从完全鼓励，到看标的物。万达、复星、海航、安邦这类以收购海外酒店、文化产业、影院等为主的收购不再被鼓励。
    与万达同时出现危机的还有拥有地中海俱乐部、太阳马戏团、葡萄牙最大上市银行千禧银行等大量海外资产的复星集团，但长袖善舞的郭广昌很快从旋涡中全身而退，在管控债务的同时，更宣布未来3年将在科技领域投资约32亿美元。
    同样是豪情万丈的三胞集团，由于各类金融机构抽离资金，2018年7月也爆发流动性危机。
    最“悲惨”的海航，则上演了一幕天上人间的悲喜剧。从1000万元起步，海航集团用了25年，在2014年末时，才把总资产增加到3226亿元。但三年后，总资产居然窜到了1.23万亿元，增幅282%。2017年底，海航集团发行了一笔利率高达8.875%的美元债，被外界视为“资金短缺的最新迹象”。此后海航集团遭遇评级下调、股市闪崩，开启挥泪大甩卖模式。2018年以来，海航已卖出3000亿元资产，创造了一家企业一年处置资产的世界之最，并且还有千亿资产在出售路上。
    其实，2016年民企海外并购狂潮，并没有逃过中国政府监管层的眼睛。2017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其中已经清楚地提出：“限制境内企业开展与国家和平发展外交方针、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以及宏观调控政策不符的境外投资”，其中就包括“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2018年3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进一步收紧对境外投资的监管。
    这些相关政策的出台，很快扑灭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野火，经过一年多的规范、调整，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始走上理性、良性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