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民营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决战落后体制、落后观念、落后模式的突破史。突破，几乎与40年民营经济的发展形影相随；突破，原本便是民营经济与生倶有的一种本色、底色和亮色
    40年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积极而不冒进，谨慎而不保守，是一直坚持党的领导而得以逐步推进的；决策高层也始终依循“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正确路线，以解放思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提，包括作为突破“禁区”大力催生民营经济的前提，并据此适时制定或调整有关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指引；中国民营经济成长壮大的历史进程，折射出了整个市场经济建设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具有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特征
    翻开《中国民营经济40年》，读者可从中读到一连串的“第一”或“首次”。有的为众所周知但未必尽晓其详，有的为零碎了解而不知来龙去脉……而这本厚达500多页的著作，大体按时间顺序，尽可能周详地呈现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民营经济发展的众多“第一”或“首次”，写出了民营经济一路征战的不平凡、不寻常、不简单、不容易，令人感慨不已。而“第一”或“首次”往往意味着某种突破。可以说，一部民营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决战落后体制、落后观念、落后模式的突破史。突破，几乎与40年民营经济的发展形影相随；突破，原本便是民营经济与生倶有的一种本色、底色和亮色。而真实生动地将此还原出来，亦使本书有了魂魄。
    尽管突破之多是那么触目可及、颇具规模，但本书写来并不芜杂，仍明显有两条脉络可寻：一是党和国家的理论创新层面，包括制度和政策供给层面；二是底层百姓的实践层面，即人民大众的现实探索层面。
    前者如1979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个体户”开始应运而生，但当时还规定不准雇工；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论断，明确肯定“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同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其中首次打破个体经济不准雇工的限制，为个体工商户扩大经营规模开了绿灯。自此之后，国家对个体经济的统计称谓，不再是多少人，而是分为多少户、多少从业人员等。
    书中清晰勾勒了我们党对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成熟和相对定型的，以及如何深刻地影响到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而强的。从1979年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到1982年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19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至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关乎改革开放全局的指导思想的不断深化，都直接推动了民营经济一波高过一波的蓬勃发展。由此可见，一是40年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积极而不冒进，谨慎而不保守，是一直坚持党的领导而得以逐步推进的；二是决策高层也始终依循“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正确路线，以解放思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提，包括作为突破“禁区”大力催生民营经济的前提，并据此适时制定或调整有关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指引；三是中国民营经济成长壮大的历史进程，折射出了整个市场经济建设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具有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特征。
    后者如浙江温州，相继产生了全国第一份个体工商执照（章华妹）、全国第一份股份合作制章程（桥墩门啤酒厂章程）、全国第一个私人跨国公司（叶康松）、全国第一个异地商会（昆明温州商会）……又如湖北武汉，素有“天下第一街”美誉的汉正街接连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个体户子弟学校、全国第一个外来个体户协会、全国第一家“市场银行”……这一个又一个“第一”，无不包含着草根百姓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不懈努力和顽强奋争，以及不可遏制的首创精神，显现了人民大众书写历史、缔造历史的伟大真理。
    在书中，读者还可饶有兴趣地阅知“五老火锅宴”和“姜维事件”等典型事例的来龙去脉及其生动细节。从不吝笔墨的很有场景感、情景感的铺叙中，既能真切了解到像小平同志这样的老一代领导人是如何团结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等老工商业者们一起在国家百废待兴之初启动经济建设的巨轮而果断作出“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英明决策的，又能具体感受到像姜维这样的草根创业者是如何迫切要求破除种种政策障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脱贫致富步伐而最终得以实现的。这样的事例情节性很强，安置于全书的相关章节，不仅可大大增加阅读趣味和吸引力，而且也更有深度地揭示了上述两条脉络其实不是绝对平行、截然分立的，而是有很强的内在互动性和呼应关系的，甚至是浑然一体的。完全可以设想，假如后者尚未蕴藏着强烈的搞活经济过好日子的意愿，那么前者就无从作出顺应人心、民心的改革开放决策和一系列具体政策；与此同时，假如前者不能审时度势给出合乎实际的战略目标和制度安排，那么后者也就无从绝处逢生、改变贫穷和苦难的命运。
    因此，当我们在热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更多地将表彰的鲜花和掌声献给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同时，也万勿忘记向一大批敢冒政治风险而鼎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党政干部致敬，例如书中提及的谢高华（原义乌县委书记）、袁芳烈（原温州市委书记）、袁庚（原深圳市委书记）、陈光（原诸城县委书记）等等。中国民营经济大崛起大突破，是一项声势浩大的系统工程，为全方位、各方面的合力所致，其中自然也包括作为三大“关键的少数”之一的党政干部的勤勉之功。且不论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改革家的高瞻远瞩，假如没有胡耀邦、王任重、王兆国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自过问，以及有关部门的敢担当、敢作为、有突破之胆识（胆魄、胆略），我们何以能从书中看到这样的惊艳一幕？（1984年11月9日，时任国家经贸部副部长魏玉明，在其办公室向名不见经传的大连摄影个体户姜维郑重宣布：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他成立全国第一家私营企业。姜维接过国务院批件，顿时泪眼模糊……）
    本书立足于书写中国民营经济40年屡屡突破乃至蔚为壮观，当然也构成对自身写作的某种挑战。凡著书立说，其佼佼者无不以创新突破为求索为己任，既于大格局上乾坤在握，又于小细微处邃密钩沉。本书即如此。无论从体裁择定，还是从谋篇布局、资料利用以及内容取舍等，都可看出其别具一格之精进、自创新异之用心。例如掛在全书每篇后面约一万字左右的“链接：历程回顾”，就很有创意。一方面，将所对应的篇章内容作出回放式的简要概括和重点述评，成为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且学术分量较重；另一方面，又有利于读者灵活便捷地获取信息量。一些读者一时难以啃完大部头，先择读这四则“链接”，亦可对40年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前景知其大端。这种写法，其突破点在于从方便读者、追求实效出发，不甘流俗、庸常，故为事半功倍之举。
    其实，写作本身就是一件特别需要以突破为魂、以突破为本的事情，倘无足够强度的突破愿望和能力，就必然沦陷。本书作者庄聪生同志曾长期在部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转业到中央统战部后则专注于有关政策理论研究，期间做过中央领导同志的秘书，经历丰富、见识广博，思维水平和写作能力均底蕴厚重。如果知道他从1975年就开始在中央级报刊发表文章、宣传过朱伯儒等全国性典型人物、1992年任职空军宣传处处长期间国防大学出版社即出过其专集《一代天骄》，就不会惊讶于本书标题编排之考究、文字叙述之老到、成书速度之快捷……此前，在全国范围内，尚无一人对40年中国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作过如此鸟瞰式、全景性、全方位、多维度的叙述、表述或描述。因此，这至少就出版界而言，也堪称“零的突破”的！
    本书作者是我的直接领导，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现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多年来，在工作中，我常能体察到的是，一个“勤”字与其大名中的“聪”字相结合能产生多大的能量及其绩效。生性聪慧不说，他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积累、勤于提炼，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自己动笔写文章，还是带领大家做课题、推稿改稿等，他都不厌其烦，从不将就、从不懈怠，也从无疲态。更何况，他出生于福建晋江——改革开放以来，此地一跃成为民营经济分外活跃、繁荣、充满生机的一方沃土、热土和乐土，“盛产”着大量老板、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和知名品牌（据书中记载，晋江的上市公司在全国县级市中为数最多；其享誉全省内外的知名品牌，例如恒安、七匹狼、安踏、劲霸、鸿星尔克、柒牌、特步、361、利郎、九牧王等，也成群结队，颇有扎堆效应）。每次提及家乡的民营企业、民营经济，言语间都洋溢着满满的自豪与自信。他喜欢用当地语“爱拼才会赢”“输赢笑笑”来概括闽商大气、淡定的企业家精神和群体风貌。家乡的沧桑巨变，使他由衷地对勇于创业创新、奋楫中流的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怀有挚爱和敬重之情。这份“情”，连同“聪”和“勤”，以及不同寻常的独特经历，实际上也就诠释了本书问世为何在相当程度上可说是“非他莫属”。
    任何成功之作，应了突破无止境、创新无止境之定规，莫非是以突破召唤突破、以突破带动突破，以往者之突破为来者奠定突破新起点。这本出版于2018年9月的新著，尚未来得及将习近平总书记在当年9至11月先后视察东北和南方期间、给“万企帮万村”行动受表彰民营企业家回信中，尤其是亲自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所发表的一系列正本清源、支持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等重要讲话精神，及其在广大民营企业和全社会产生的热烈反响书写其中；也未能将密集出现的好多个“第一”或“首次”，例如党的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的第一个民营企业座谈会、首次提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首次提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等等书写其中。这，在我看来，与其视为一种遗憾，不如说更表明了民营经济还将创造一个个新的突破（“第一”或“首次”），预留出向纵深迈进的无尽空间，尚待更多的如椽之笔为之大书特书。
    这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
    （作者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