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中央1号文件承认：“现有社队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社队企业以及后来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序幕由此拉开
    
    1982年，一口吴侬软语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回到阔别已久的开弦弓村。时年费孝通已是72岁高龄，但依然思维敏捷。他很快发现，在苏南，无论哪种类型的乡镇都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都形成了以社队办企业为基础的小城镇。为此，他首先提出要研究小城镇问题的崭新课题，“江苏省小城镇研究”随即列入国家“六五”课题。第二年年底，他就写出了影响巨大的著名论文《小城镇，大问题》，“苏南模式”由此诞生。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和市场经济的完善，苏南模式的优势渐渐弱化，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下滑。1992年和1997年前后，苏南乡镇企业大都转为私有制和混合所有制，并渐渐走出困境。乡镇企业的改制，催生出一大批民营企业，成为民营企业的重要来源之一。
    农民的工业化冲动
    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农村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说：苏南地区有两个创造，一个是创造发展了乡镇企业，突破了城乡二元结构。第二个创造是在所有制上创造了非国有经济
    苏南自古就是商品经济的发达地区，明清时期，就有资本主义萌芽。这里人多地少，土地肥沃，农村剩余劳动力丰富，河网密布，水陆交通便利，毗邻上海、苏州、无锡等发达的大中工业城市，可以很方便地获得技术、产业和市场支持。1956年无锡市东亭镇创办的春蕾农业合作社（春蕾船厂）是有据可查的第一个社队企业。在之后的公社化时期，在集体工副业基础上，苏南就出现过一批社队企业，即使在文革时期，也总有一些“投机倒把分子”冒着危险从事城乡贸易，有一些传统小手工业者、手工业合作社和小作坊在各乡村存在，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小型社队企业逐渐发展成为铁器、铸造、木器、印染、纺纱、服装、修船造船等小型工业，或为当地提供服务，或为上海等地工厂配套。
    到1984年撤社建乡后，苏南各地乡镇政府都积极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并由政府指派能人开始大规模创办乡镇企业。能人（企业家）与社会闲散资本的结合，很快跨越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到1983年费孝通重访开弦弓村时,社队企业已经在江苏省农业总产值中占到了45%的比例。到1989年，苏南乡镇企业创造的价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已经占到了60%。
    1984年中央1号文件承认：“现有社队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3月，中央又批转国家农林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即著名的中发1984年4号文件，正式为乡镇企业正名撑腰、指明了方向道路。在中央肯定和地方政府扶持下，“苏南模式”成为各地追捧和仿效的对象。资料显示，到1986年底,全国乡镇企业总数已经达到1515万家，劳动力近8000万，向国家交纳税金170亿元，实现总产值3300亿元，占全国总产值的20%。在国民经济领域，乡镇企业一枝独秀。
    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农村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说，苏南地区有两个创造，一个是创造发展了乡镇企业，突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发展乡镇工业，不是简单地把农民转移到城里去，而是把工业在农村就地发展,开创了农村工业新局面。第二个创造是在所有制上创造了非国有经济。在国有经济也就是国营企业这样的苏联模式上，苏南地区搞了一块非国有经济，可以说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个大创造。苏南乡镇企业这个贡献功不可没。
    “天下第一村”
    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包丽君回忆："吴仁宝当时的观点是，农业可以提供温饱，但致富还是要靠工业发展。"
    苏南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堪称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奇迹。工厂建在农村，没有任何工业化的基础、没有原材料的供应、没有专业的技术、没有熟练工人、没有销售渠道，就是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靠着农民的鲁莽和狡猾，踩着政策的边缘，实现了所有的不可能。当他们从隐蔽走向公开发展时，已是势不可挡。
    这其中，或许没有比华西村更“名利双收”的村庄了。华西村掌门人吴仁宝，从1961年华西建村起就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直到2003年从华西村党委书记上卸任，是“苏南模式”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轰轰烈烈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吴仁宝就带着华西村开始了一场“冒险之旅”。
    1961年时，华西集体资产只有2.5万元，欠债1.5万元。1969年，吴仁宝提出“若要富，靠工副”，暗中带领村民创办华西五金加工厂，给周边农户生产加工农具。吴仁宝这种冒险的作法为华西村攒下“第一桶金”，九年时间里华西村资产达到100万元。到了改革开放之初，当大部分人还在摸索起步的时候，华西村已有充足的经验和资本迅速起跑。
    这时吴仁宝又做了一件冒险的事情。1978年，由安徽凤阳小岗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行。推行令到达江阴县后，在工业上尝到甜头的华西村，决定不再返回农业发展道路。这也和华西村的自然条件相关。因为华西尽管地处江南“鱼米之乡”，但占地面积仅有0.96平方公里，人均只有4分地，分田到户并不能提高收益。
    “吴仁宝当时的观点是，农业可以提供温饱，但致富还是要靠工业发展。”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包丽君回忆道，当时村里把600亩良田承包给30名种田能手，其他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发展。这与“苏南模式”的“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有异曲同工之效。
    吴仁宝的这次冒险客观上保证了华西村集体土地性质的完整性，避免了后来乡镇企业发展道路上存在产权不明晰的问题，为华西村将企业做大打下基础。这之后，华西村的产业逐步走上工业化道路，村庄开始城镇化建设，村内陆续办了十多个小型企业，农民转变为工人，楼房替代了平房。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要求“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想法再解放一点”，一语消除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犹疑困惑。吴仁宝迅速抓住机遇，在争取到市长首肯后，从中国农业银行贷款2000万元，又向村民个人筹资约400万元，购进了近万吨钢坯、1000吨铝锭、700吨电解铜等原料。没多久，原本每吨3000元的原材料就涨到了10000元。就在1992年当年，一批工业企业、中外合资企业进驻华西村。之前低价购买到的原料，为村里节省了近亿元的生产成本。而产品良好的销售情况，又让村里赚得盆满钵盈，“一夜暴富”。
    1992年时的华西已经形成棉纺、发电、锻造、化工等六大生产板块。1994年，全国大型乡镇企业江苏华西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村企一体，双轨发展。1996年，华西村实现了家家住别墅、户户开豪车，成为国内最富裕的村庄之一。1999年，华西集团旗下的“华西股份”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成为“中国农村第一股”。
    告别集体走向民营
    面对乡镇企业的生存危机，苏南地方政府开始推动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乡镇企业改制，并由此掀起了"去集体化"的浪潮
    早起的“苏南模式”——以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为主要经济成份、以乡镇工业为主体，通过农工副三业协调发展——帮助苏南人率先实现了共同富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旧“苏南模式”却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桎梏。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确立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之前，因为体制方面的约束，中国农村的大多数剩余劳动力无法顺利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但是“苏南模式”通过“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的方式，一举解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大问题。同时，受小城镇聚集经济吸引，许多乡镇企业依傍小城镇建厂，农村工业向小城镇集中。苏南地区依托乡镇企业的机制优势成功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
    不过，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乡镇企业运行机制从相对优势逐步转为相对劣势，在其基础上建立的苏南农村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许多问题。一方面，集体经济产权决定了它在经营上对政府的依赖，致使乡镇企业天生承袭着国有企业的弊端，比如情面大于制度、缺乏民主、产权模糊、内控缺失；另一方面，乡镇企业规模小不利于采用先进技术，短缺经济下的结构优势相应转化为激烈竞争市场条件下的竞争劣势。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出现了机制僵化、效益下降、经济活力受抑制的状况。苏南经济被浙江、珠三角等地区赶超，原本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苏南乡镇企业丧失了自己的优势。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大批外向型的乡镇企业面临效益大幅度下滑的困境，有的甚至破产倒闭。这一时期，苏南乡镇企业的负债率高达70%以上，集体资产大量流失。
    终于，苏南模式走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
    面对乡镇企业的生存危机，苏南地方政府开始推动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乡镇企业改制，并由此掀起了“去集体化”的浪潮。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长三角一体化全面提速，苏南各地的发展路径和方式出现分化。
    比如，苏州发展起以工业园区为代表的园区经济，借助与新加坡的合作和浦东大开发，成为外资企业聚集地。苏州下辖县级市常熟以“服装经济”异军突起，实现了从“贴牌生产-自创品牌-争创名牌”的跃升，不仅吸引到杉杉、雅戈尔、皮尔卡丹、华伦天奴等一大批国内外名牌入驻，形成了曾经衣被天下全国第一的招商城（服装市场），还诞生了波司登、梦兰等一批本地品牌。江阴的特色是向股份制公司转制。资料显示，到2000年初，江阴一个县级市就控股和参股8-10家上市公司，持股近20亿元，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形成了概念独特的“江阴板块”。其中独立自主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交易所挂牌上市有江苏阳光、法尔胜、华西股份、兴澄股份等。
    据相关统计，截至2000年底，苏南地区已有8.5万多家乡镇企业改制成为民营企业，占乡镇企业总数的93%。改制后的民营企业所取得的经济效益非常显著：2001年，这些原先的乡镇企业冲出低谷，收入创记录地突破1万亿元，利税达到737亿元。原先的集体企业也逐渐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并朝着多元化发展。
    凤凰涅槃再创辉煌
    苏南未来往哪个地方走？可能要往利用内需这个方向走，利用自己的内需发展新的一种全球化的模式，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生产要素
    数据显示，截止到2017年底，苏州、无锡、常州、南京四个苏南城市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均已超过51%。2017年，苏锡常三市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过2.5万元，差不多是全国水平的一倍。
    这些年，尽管对苏南模式有各种评说，但是不可否认，如今的苏南模式仍然在不断探索、继续创新，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苏南模式在经历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本世纪初的三次改革后，已经在原来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各种股份合作社、经济合作社、股份公司等，激活了经济组织活力、动力、能力和效力。”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如是说。
    然而，改制后的新“苏南模式”也已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亟需进行经营结构调整，因为苏南发展的两个动力——农村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型经济——都在衰减。“对于农村工业化，农村的土地已经很少了，很多地方都没什么土地可用，比如苏州，整个苏州都开发完了，农村已经看不出来了。农村工业化时代农民向城市流动，这种动力已经没有了。”刘志彪说。
    “在这种情况下，苏南未来往哪个地方走？可能要往利用内需这个方向走，利用自己的内需发展新的一种全球化的模式，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生产要素。”刘志彪说，他依然对苏南充满信心。“未来这个地方，可能率先在中国建立一个创新驱动的区域，因为这里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经济基础比较好、政府运作比较规范、人比较开放，有各方面的优势。”
    这正是近年来苏州的努力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承接以上海为主的资源溢出，以‘亚洲四小龙’为主的产业转移，创建包括苏州工业园区在内的众多开发区，成为在全国乃至全球都颇具影响力的制造业基地。”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段进军说，当前，苏州的生产要素成本逐年提高，地区综合成本优势逐渐弱化。唯有创新驱动，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用中国智慧对接全球资源实现创新发展。苏州工业园区锁定世界一流高科技产业园区的目标，园区在电子信息、机械制造两大主导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应用等三大战略新兴产业，去年分别实现产值615亿元、350亿元、5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8%、30%、36%。以中科院纳米所、金鸡湖创业长廊、冷泉港实验室为代表的一批创新创业载体先后落地，以信达生物、基石药业为代表的一批创新型企业不断涌现。
    近年来，苏州工业园区积极对接上海自贸区，把部分改革经验和试点政策率先在园区复制推广。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十县十镇十村十企”调研组认为，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依托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带来的“雁阵效应”以及长三角巨大的腹地市场，苏州工业园区再次站上大发展的“风口”。
    “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阶段，苏州在与上海的合作中创造举世瞩目的‘苏南模式’‘新苏南模式’。”段进军说，进入信息时代新阶段，上海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苏州率先接轨上海，有望创造一种新的模式，即“后苏南模式”，而苏州工业园区将在这一过程中处于引领地位。段进军认为，园区既要借鉴全球发达地区先进经验，也要总结自身经验，不跟风、不盲从、不简单模仿，因地制宜走出一条符合苏州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去努力争取创造更多“第一”和“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