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提出要“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单一所有制结构开始被打破，国企改革大幕徐徐拉开。由国企改革转变而来的民营企业，很快成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搞好大的，放活小的
    显然，要搞活所有国有企业，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没有必要，只能是有所进有所退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国企改革几乎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经典案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从扩大企业自主权、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到“两权分离”；从股份制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产权制度；从利改税、拨改贷到优化资本结构、发行股票、建立证券交易所，等等，国企改革开出了很多药方，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反反复复，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良方。
    进入九十年代，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整体快速增长，国有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数据显示，1990-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从13064亿元增加到3122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8.4%。但由于高负债率、冗员多、社会负担重、摊派严重、员工积极性不高等原因，改革多年的国企效益逐年下滑，亏损面逐年增大。1995年9月《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谈到当时国企面临的三大困境：一是亏损居高不下；二是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三是资金利税率和成本利润低于非国有企业。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上半年亏损的国有企业达到43.3%，1998年第一季度出现了全国性的亏损，国有资产的损失数额也逐年上升。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有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8.6倍。到1996年，国有企业迎来破产高潮，全年破产的国有企业超过了过去9年的总和，达到6232家。
    调查发现，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变动线显示出与企业规模有关。在亏损的国有企业中，大型企业的亏损额虽然最大，但亏损面最小，亏损率最低；相反，小型企业的亏损额虽然小于大型企业，但亏损面最大，亏损率也高于大型企业。
    显然，要搞活所有国有企业，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没有必要，只能是有所进有所退。早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就曾提出，不同经济成分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国企改革的方向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此基础上，1995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由此揭开了“抓大放小”、股份制公司制改造的新一轮改革浪潮。
    “陈卖光”引争议
    对国有中小企业进行非国有化改制总体上是成功的。改制前，诸城和周围县城实力差不多。到2004年底，诸城的经济实力已是周围县城的3倍
    国有企业的破产、联营、合资、租赁、出售、股份制改造等一系列改革，形成了一大批脱胎于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也由此获到新的发展。随着国企民企的此消彼长，国退民进、国进民退、“原罪”、国有资产流失、“姓社姓资”等一系列争论也始终没有停息，其中轰动一时的无疑是“陈卖光”事件。
    1991年，35岁的陈光从山东潍坊市团市委书记调任诸城市市长时，血气方刚，立志做一番事业。谁也没想到，仅仅3年后，他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干部陈光，变成了全国闻名的“陈卖光”，甚至惊动了中央。
    诸城市是潍坊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陈光到任后，对市里150家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摸底发现，其中103家亏损，43家资不抵债。全市市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80%以上，每年光支付利息就达1.5亿元。经过调查研究，陈光认为，主要原因是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要想有改变，必须在产权制度上动真格。
    1992年10月，陈光及其领导班子明确了“以明晰产权为突破口，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多种形式推进企业改革”的思路，诸城市开始对5家企业试点改革。5家试点企业涵盖了四种类型：小型国有工业企业、小型国有商业企业、小型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
    首先进行试点改革的企业是诸城市国营电机厂。改革试点工作组推出两套股份制改造方案供职工选择：一是个人股不超过20%，国家完全控股；二是将企业存量资产出售给职工，国家以土地入股。但是，这两套方案都遭到了职工的反对。国营电机厂的职工自己提出了一个方案：职工将企业资产全部买下，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入股，由企业有偿使用。诸城市政府最终同意由200多名职工将工厂全部买断，并更名为山东开元电机有限公司，企业性质则改为股份合作制。
    1992年底，在开元公司的成立大会上，陈光说，十年改革，改来改去企业还是躺在政府的怀抱里，从今天开始，咱两家关系变了，变成了你注册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
    到1994年7月，诸城市288家乡镇以上的企业，有272家实现改制。这时的陈光，也被起了个后来甚至超出本名的外号——“陈卖光”。
    诸城地处山东，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私营经济发展在全国来讲相对落后，陈光来到后改制规模大，引起的争议也格外引人注目。到1995年，陈光“卖掉”的企业全部实现了盈利，而对他的非议也铺天盖地而来。就在同一年，有两位学者来诸城调研，回去后在《改革》杂志上发表文章，称诸城的改革造成了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是私有化、资本主义化，应予坚决制止。一时间，“陈卖光”在许多人口中成了“私有化的先锋”“败家子”“歪曲党中央精神”“复辟资本主义的带头羊”，引起的震动直达中央。
    1996年3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带领9个国家部委级的官员和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亲赴诸城调研。调查中，朱镕基不让诸城方面安排行程，要求拿来全部企业名单，他圈中哪个就查哪个。在诸城时，朱镕基始终没有表态，但后来在青岛的一次会议上，他肯定了诸城企业改制。他说亲自来诸城看了，比较满意，觉得诸城有几点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同时，他也指出了诸城的几点不足，比如股份合作制可能有绝对民主化等倾向，但结论是，诸城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在这以后，陈光的所谓“卖光”模式没有再在其他地方复制，但是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造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展开了。
    国企改革前，上到国家能源，下到小区理发店，都有国有企业的存在。这种单一的所有制结构造成了不可避免的低效率与管理混乱。这些中小型国企与其接受混乱的领导，不如撤出国有资本，让这些中小型国企改革成为更适应于市场经济的企业形式。因此，区别对待国有企业，明确不同类型与规模的国有企业的未来发展道路与方向，“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分类发展国有企业，成为党中央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改组的重大决策。
    抓大方面，截至1997年底，国家集中抓的1000家重点企业，确定了分类指导的方案。在放小方面，各地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搞一刀切，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把小企业直接推向市场，使一大批小企业机制得到转换，效益得到提高。山东诸城、四川宜宾、黑龙江宾县、山西朔州、广东顺德、河南桐柏、江苏南通、福建宁德等许多地区在探索搞活小企业方面先行一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此外，一大批新型的民营企业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兼并、收购、投资控股、承包、租赁、委托经营等改革举措，将非公有制经济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融入国有经济运行中，盘活了大量的国有资产。各地国有中小国企改革的步子加快，改制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
    实践证明，通过租、包、卖等形式对国有中小企业进行非国有化，尽管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操作不够规范、部分国有资产流失、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增加甚至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等问题，但总体上是成功的。以诸城为例，改制之前，诸城和周围县城实力差不多。到2004年底，诸城的经济实力已是周围县城的3倍。
    为民企带来新机遇
    2004年第七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被调查企业中有2成以上是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而来
    在国企改革历史上，有两种主张一直争论不休，一种主张价格改革先行，一种主张要从产权改革入手。早在1986年4月，日后以“厉股份”著称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提出了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的主张。1988年末，价格闯关失败，产权制度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关键的一招就是股份制改造。但直到小平南巡打破“姓社姓资”的魔咒，股份制改革才真正开启。当年，国务院一口气颁布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股份制试点企业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等11个法规，引导股份制试点走向规范化。1994年，国家经贸委、体改委会同有关部门，选择100户不同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随后，全国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先后选定了2500多家国有企业参与现代企业制度试点。
    证券市场首先成为国退民进的主场。始作俑者为1994年恒通协议受让棱光国家股以及浙江凤凰国家股转让给康恩贝集团。此后，1996年国家股或法人股转让达十几起，其中属于国退民进性质的有海虹控股、永生股份和双虎涂料等。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对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做出了重大部署，强调“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元化”“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是年下半年，证券市场更掀起了重组热，一大批民营企业通过协议受让国有股权实现借壳上市、买壳上市，其中涉及国有股、法人股转让的就有30多家。其中国有股协议转让给民营企业的有国嘉、广华化纤、贵华旅业、武汉电缆、ST石劝业、湘火炬等。
    国企三年脱困期间，国退民进达到高潮。1998年，时称“资产重组年”，上市公司重组活动高达624起，涉及国有股、法人股转让的有70多家。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国企改革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股转让再成热点，全年涉及公司近百家。其中属于国退民进性质的有聚友网络、阿钢、辽物资、吉诺尔、重庆川仪、泰康股份等。2000年再掀高潮，属于国退民进性质的就有40多家，一大批民营企业由此诞生茁壮成长。据2004年第七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被调查企业中有2成以上是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而来。
    有学者在2002年比较了634个国有企业民营化前后3年在盈利、产出、负债率、生产力等方面的差异后发现，这些企业民营化后在收益、实际销售、生产力等方面确实有了提高。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目标基本实现，到2000年底，1997年亏损的6599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已减少70%以上；200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392亿元，为1997年的2.9倍。
    国企民企共创繁荣
    1993-1995年，是非公有制经济高速发展的3年，3年平均速度达到66%，最高年份达到82%，最低年份也有51%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一方面，国企改革迅速推进，成效日益显著；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出现井喷式发展的大好形势。据统计，到1995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63.1万家，注册资金2462.5亿元。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督管理局在《经济日报》上公布，对1995年中国500家大型私营企业的销售额或营业收入的调查表明，希望集团有限公司的销售额或营业收入达16.5675亿元，上亿元的共有41家，500家大型私营企业的销售额或营业收入均在1110万以上。官方数据证实，1993-1995年，是非公有制经济高速发展的3年，3年平均速度达到66%，最高年份达到82%，最低年份也有51%。
    在这波并购潮中，也有不少问题浮出水面，其中争议最多就是民营企业“侵吞国有资产”。不可否认，国企改革有很浓厚的行政色彩，人为操作比较明显，加之法律确立相对滞后，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难免有官商结合、暗箱操作、贱卖牟利、罔顾职工利益的事实存在，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当时国企改革的大方向。
    提到国有资产流失，实质上，流失的方式并非只有一种，发起国企三年脱困的时任总理朱镕基就曾指出有国有资产流失的七种渠道。2004年，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回应国资流失大讨论时明确表示，国有企业的数量在减少，但是资产的质量在提高，竞争能力在增强，经济效益迅速提高。这可以说是我们多年努力工作、想追求的一个局面。他提供的一组数据是，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从1998年到2003年，企业户数减少40%；职工人数减少40%；实现利润增加22倍；资产总额增长35%；净资产增长60%；2003年国有资产收益率是5.9%。
    1989年，中国企业首次入选世界500强，中国银行荣登榜单。到2008年，在这个榜单中的中国企业达到25家，其中，中石化以16名的座次排名最高，国有企业长期占据这一榜单，位次不断提升。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如金融、保险、能源、通讯、军工、航天、航空、矿产资源等，国企依然牢牢占据着控制地位。尽管对国企效率、利润、“垄断地位”、“特权”等常有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国企改革无疑是成功的。同时，通过国企战略性改组，以及退出竞争性领域等一系列改革，民营企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没有国企民企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中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很快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图）1995年9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二是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