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银行业的开放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因此，有必要了解中国银行业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的竞争程度的变化。本文通过使用两个模型来分析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一是用Panzar-Rosse模型来处理2006-2017年期间的相关数据，结果表明，中国银行业处于长期均衡状态，中国银行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整体运作，但竞争水平并未呈现上升趋势；二是运用数学方法建立一个模型分析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开展业务的方式，同时考虑这个过程中对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
    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Bankscope数据库和银行年度报告，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等共有30家银行。这些银行的总资产，存款和贷款份额之和约占市场的80％，因此足以解释这个问题。该数据集是通过收集与这些银行相关的信息而开发的。涵盖2002-2017年期间所有银行的全部数据。
    此模型中的H指标是通过测量每个投入要素价格的回报弹性得出。当所有要素价格增加1％时，它会给出收入的变化。由于相对要素价格没有变化，因此最小化成本的要素投入比例没有变化。所有因素价格上涨1％必然导致边际和平均成本增加1％。
    Panzar-Rosse模型假设公司可以根据不同市场结构确定的投入成本设定不同的定价策略。然后通过分析投入要素成本对企业总回报的弹性变化，可以确定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类型。在单一企业和整个行业中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解决均衡产出和均衡企业数量问题。此模型将银行收入和输入因子价格的变化弹性之和定义为H统计量，其值可用于表示竞争的程度。H值的大小与垄断力呈负相关，与市场竞争正相关。
    2006-2017年整个银行业的H统计量为0.672，估算总资产相对较大的银行的竞争水平为0.521，相对较小的银行为0.768。很明显，从所提供的数据中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了解中小银行的H统计数据远大于大型银行的H统计数据。这意味着对于大型银行而言，竞争压力远小于相对较小的银行。因此，银行业中小银行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此外，在考虑整个行业时，劳动投入对收益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实物资本投资的影响相对微不足道。所有结果都拒绝了H=0和H=1的零假设，显著性水平为5％，这意味着接受0    从2006年到2017年，H统计值的波动性不是很大，总体趋势显示价值略有下降。H值从2006-2017年的0.718降至2010-2011年的0.585，然后在2016-2017年跟随上升趋势达到0.607。之前的研究表明，该指标的价值在此期间普遍呈上升趋势。通过这两个略有不同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这种差异与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金融业在20年前开始迅速建立和发展，市场份额很大，外资银行的份额很低。因此，对于早期的银行业，一旦引入任何政策，它将极大地影响市场的竞争。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开放性将很容易使得竞争水平提高。正如加入WTO的实际情况一样，外资银行对当时中国市场缺乏足够发展的银行产生了影响，因为发达国家的大量外国公司拥有非常成熟的技术、高质量的产品和有效的服务，然后，在高客户满意度和业务的全面发展以及市场份额的逐步扩大的基础上，可以揭示这些外国公司在技术，管理，人员素质和服务方面的优势，成为中资银行的强势交易对手。
    自2006年以来，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历了过渡期，此后与竞争相关的各个方面都趋于稳定。由于外国公司的压力，中国的银行已尽最大努力改善自身的不足，并从交易对手那里学到更多，从而提高竞争力。在2006-2017年期间，在与外资银行竞争的基础上自我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使外国金融机构难以扩张甚至减少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且国内银行在国人心目中更值得信赖。换句话说，这些外国交易对手对中资银行的竞争压力有所下降。所以本文的结果是，竞争程度略有下降。
    由竞争程度的方面可以再延伸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外资银行在华投资时，往往会面临诸多考量，在政策市场环境等复杂的情况下，采取何种方式在华开展业务是值得深思的。结果显示，用层次分析法得出合资的方式占的比重最大，也就是说未来合资金融机构将会逐渐增多，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合理预测。
    根据之前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大型商业银行与规模较小的银行相比竞争程度是较弱的，而且这个竞争程度指数不如欧美发达国家的银行。对于大型商业银行而言，其较低的市场竞争程度值得深入地讨论，这就需要考虑可能防止或抑制大型商业银行竞争程度提高的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与中国的金融体系和国家政策密切相关。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成立时，几乎占据了所有的市场份额，并根据所服务的行业和业务细分专门从事分工，几乎没有竞争。很长一段时间内，资本是许多金融公司迫切需要但却缺乏的生产要素。但对这种总资产较大的银行来说，它们有责任尽可能地将储蓄资金吸收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以促进经济增长。此外，制定的利率和信贷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银行的发展。因此，如此高规模的银行不会为了更高的利润指标而获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商业银行在激励方面做得非常糟糕。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国有商业银行在经济条件下尚未建立货币激励措施，意味着这些银行不存在市场激励机制。具体而言，管理层和员工的收入水平基本相对固定，并不符合个人的绩效水平。在缺乏公平客观的绩效评估标准的基础上，将严重影响经营者和员工的积极性。然后，所有这些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大规模银行的竞争程度相对较低。所以为了促进银行合理有效的发展，有必要改革和完善中国的金融体系。大型国有银行也必须在市场经济中更加灵活，并提高银行业的竞争压力。正如中国目前采取的政策一样，今年3月，中国提出了一项政策，大大放宽了包括银行业在内的金融业市场准入的限制。该政策首先包括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受外国所有权限制，国内外投资者得到平等对待，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然后鼓励在银行和金融部门引入外国投资。商业银行新设立的投资企业和理财企业的外资持股比例没有上限。显然，通过鼓励非国有产权和非国有区域金融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加强信贷资金配置的市场化，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能力，促进市场的有效竞争制度和形成多种金融机构共存的竞争格局。因此，基于实证结果的结合，现在中国银行业和实际政策的H统计数据仍相对较低，相信未来整个银行业尤其是大型国有银行的竞争程度将得到显着提升。
    第二，中国的银行市场近年来整体处于垄断竞争中，但中国银行业的竞争水平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略有下降。这意味着整个市场的竞争条件仍然不尽如人意，整体竞争水平仍然不高，因此，如果我们要提高中国国内银行的服务水平和质量以及运营效率，增强国内银行的活力和国民经济的增长，那么应该做到以下两点：
    一是减少外国机构进入的限制，鼓励外资银行通过各种业务形式在中国发展，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和商业环境，以改善银行业的竞争条件；二是继续改革这些银行，优化运行机制，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和人才激励机制，加强风险管理，有利于行业稳定和动员企业人员的积极性。
    第三，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许多西方国家银行在中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并且主要是通过独资的方式在中国市场经营，之后由于全球监管机构收紧资本标准，这些年来采取独资的方式在华开展业务的外资银行已逐年减少，而由于近年来放松管制，出台了相关政策降低了外资银行的准入限制，提高了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对中资银行的持股比例的上限，合资的方式在三种模式中已占据越来越多的权重，而未来随着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对中国银行业市场的竞争水平也会有显著影响。
    （作者系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在读金融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