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10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家的回信中，对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2018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致辞中，李克强总理高度肯定了民企的历史贡献，“民企不仅为国家贡献了超过50%的税收，更支撑了中国最大的就业。”
    当前，在金融去杠杆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下，为了有效防控“不良”资产风险，银行系统的“顺周期”行为促使其风险偏好降低、信贷门槛提高和信贷投放力度减弱。尤其体现在民企贷款意愿上，更是“有能力，没动力”。这使得本来就“融资难”的民企更是雪上加霜，民企正在陷入前所未有的融资困境。
    前不久，全国工商联对民企500强的一项调研显示，融资难融资贵位列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三大因素之首（其他两大因素分别是用工成本上升和税费负担重）。另据世界银行等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对新兴市场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融资不足与机遇的评估》报告显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规模约4.4万亿美元，当前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供给仅为2.5万亿美元，缺口高达1.9万亿美元。无疑，这种状况的存在，对于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事实上，即使是在经济处于上行周期，银行系统风险偏好提升的情况下，“民企融资难题”仍然是一道难以解开的死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我国现有的金融结构下，总体上看，面向市场主体的融资渠道和方式并不“稀缺”。问题的关键是，在供给结构上，真正面向民企敞开大门的融资渠道和方式却凸显出异常的“稀缺”，这又尤以信用贷款为甚。所谓的民企“融资难”，指的就是在信用贷款方式下民企融资所遭遇到的尴尬局面。
    至于为何出现如此窘境？这要牵涉到诸多方面的问题，仅就民企自身的问题而言，主要表现为规模小（绝大部分民企都是中小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平均生存期限短，抗御市场风险能力弱，信用违约率高等，属于“成长中的烦恼”。体现在信贷资源配置上，通过设置歧视性附加条件（如提高贷款门槛等）的形式对其进行选择性贷款自在情理之中。因为出于规避风险的需要，“嫌贫爱富”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毕竟是合乎理性的行为，并非银行的错。相反，若迫于指责、非难，甚或道德规劝等压力，而选择“嫌富爱贫”的行为，那才是非理性的，真正的银行的错。换个角度考察，“融资难”之于民企，这表似市场选择的结果，实则“市场失灵”的体现。
    “民企融资难题”除了“融资难”，还有“融资贵”，实际上，这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体现形式，“融资难”必然“融资贵”。这是因为，按照市场的逻辑，“融资难”意味着风险大，体现在利率上，必然通过寻求风险溢价的方式来覆盖其风险成本（还包括高于大企业若干倍的管理成本等），“融资贵”势在必然。概言之，只要单一运用纯市场的方法，“民企融资难题”死结就永远都不可能解开。
    当然，为了突破信用贷款主渠道约束，缓解“民企融资难题”，实践中也探索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办法，如不动产抵押、权证质押、担保、保险增信、“相互保”，等等，但这些办法总“流量”有限、局限性大、效果不彰，无法从根本上破解“民企融资难题”。
    既然“民企融资难题”是“市场失灵”的产物，那么就要对症下药，通过借力“看得见的手”的力量，修弥“市场失灵”短板，疏畅银行通往民企的信贷资金通道，让饥渴的民企得到资金活水的漫灌。唯有如此，才是破解“民企融资难题”的正途。为此，应发挥“两只手”合力，建立“财政+保险”信贷风险补偿机制，用“两只手”弹奏和谐乐章。
    “财政+保险”信贷风险补偿机制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是保险机构为民企提供信贷保证保险；二是银行信贷风险全部由保险机构承担；三是政府财政兜底建立信贷保证保险风险补偿资金池，用于分担补偿保险机构经营风险（民企信贷保证保险部分）。若出现经营亏损，则亏损部分由资金池补偿；若出现盈利，则盈利部分按事先约定的比例注入资金池。
    通过以上制度安排，“民企融资难题”可望得到有效破解。因为在该框架下，银行系统的信贷风险全部由保险机构承担，后顾之忧得以解除，民企贷款不仅“有能力”，而且更“有动力”，“融资难”自然不复存在。同时，信贷风险一旦释放，在市场的压力下，风险溢价相对收窄，再加上普惠金融及民企贷款税收优惠政策等“降成本”因素的影响，贷款利率有望收敛到接近大型企业的水平，“融资贵”迎刃而解。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将民企信贷风险交由专司风险管理的保险机构管理，较之银行系统直接管理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目前，保险机构普遍建立了基于大数据分析和先进算法的智能风控体系，并成功地运用于用户画像、用户需求挖掘和风险分析之中，这是做好风险管理工作的最重要的基础条件。就民企信贷风险管理而言，运用内部用户资源共享系统和大数据征信、云计算等手段，能够大大提升其风险识别能力和授信效率，确保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有前景、有市场、有技术，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民企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该制度安排不同于传统的贷款信用保险，也有别于政策性贷款保证保险。对于前者，由于是纯市场化的手段，用于应对市场失灵性的“民企融资难题”，牛头不对马嘴，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此外，贷款信用保险对金融生态约束要求较高，易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也是我国一直未推出贷款信用保险的原因之所在；对于后者，由于是政策性业务，风险补偿机制先天不足，保险机构对其“有能力，没动力”，供给不足难以避免。
    （作者系民建湖南省财政与金融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广州大学大数据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