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与公有制经济平起平坐的地位，并提升到了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层面。正是在这样的大时代下，1992年底，全国政协传出消息，将吸纳一批民营企业家成为政协委员。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第一次进入了国家的政治体系之中，从此，不再徘徊在体制之外。  
  
    1993年的春天，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有23名私营企业主首次当上全国政协委员。他们中有各色各样的大王，“饲料大王”“鸡王”“肥料大王”“珍珠大王”“塑料大王”，在当时的时代，是一群掌握一技之长和具备敏锐市场眼光的能人。
    这是开历史先河的事情。在这之前，国家级的政治荣誉只属于“老工商业者”。这23位私营企业主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注定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注脚，成为一个群体的象征，成为一种含义深远的符号。
改革开放跃上新高度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党的个体私营经济理论政策也有了新的突破。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改革开放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人心所向，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改。“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份，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要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次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首次将私营经济载入国家根本大法。
    但言犹在耳，1989年后，社会上、党内就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不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而变成了“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
    一时间，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基本路线的要点在哪里？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不能兼容？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厂长负责制是否削弱了党的领导？私营经济是否动摇了社会主义？经济特区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是“单干风”……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的系列政策被束之高阁。
    后来的记录者用“倒春寒”来形容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
    “在重要关头，我还是要说话的。”面对“左”的局势大有一泻千里之势，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坐不住了。
    1992年的春节，邓小平再次南下。在深圳发表了“锋芒毕露”的重要讲话，“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力挽狂澜，再一次拨正了中国这艘巨轮的航向。是年，《一九九二年——邓小平与深圳》登上畅销书榜，邓小平的巨幅画像成为深圳市标。中国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历史总是波浪式前进的，经过1989后的暂时倒退，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又把历史的潮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当年12月，南方谈话的主要精神成为党的十四大的指导思想，十三大确立的一系列大政方针由此得以延续并且得到新的发展，会议第一次明确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了“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大政方针。
    党的政策很快上升成为国家意志。
    1993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再次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与公有制经济平起平坐的地位，并提升到了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层面。正是在这样的大时代下，1992年底，全国政协传出消息，政协将吸纳一批民营企业家成为政协委员。当时的标准是，在非公经济群体中或所在的行业中，要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要爱国、拥护社会主义，要有社会责任感，守法经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第一次进入了国家的政治体系之中，从此，不再徘徊在体制之外。
“受宠若惊”成座上宾
    事实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1年，个体、私营经济虽然在不断壮大，但在政治上，他们仍属于弱势群体，甚至是有争议的群体。对于这个群体，像全国政协委员这样的政治身份，只属于曾经的“老工商业者”，而这些民族资本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早已成为了“没有企业的企业家”。
    所以，当这批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私营企业主们，在得知他们有机会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1993年，“饲料大王”刘永好刚刚四十出头。2月里的一天，四川省委统战部的一位干部找到他，说准备推荐他为全国政协委员，几天后，刘永好就填好了表，同时，四川省工商联还推荐他担任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
    刘家兄弟声望在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靠产业发展完成千万级资本积累的家族。上世纪80年代初，刘永好四兄弟就在四川新津县出了名，四兄弟都在不错的单位上班，却先后打破了铁饭碗，以1000元开启创业之路，养鹌鹑养出了新天地。之后，又敏锐地开辟了饲料工厂，起名“希望”。当时，“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这句据说是刘永好在家泡脚时想出来的广告语，变成了刷在川西农村房屋上的一道风景线。
    在东北，“鸡王”韩伟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似乎也是无可争议。
    1993年时，全大连市一半以上的鸡蛋皆由韩伟集团供应，在凭票买鸡蛋的年代，韩伟的企业起到了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稳定菜篮子的重要作用。
    韩伟有“鸡司令”“鸡王”之称。1982年，还在机关做职员的韩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中嗅到了新的时代气息，他借来3000元，让新婚不久的妻子办起了家庭养鸡场。大概两年后，他干脆辞掉铁饭碗，把副业变成主业。1984年，韩伟贷款15万元扩大鸡场规模，一下子名声大振，成了全东北第一个超级“负债户”，他也由此很快建成了大连市最大的养鸡企业。
    在这批新晋全国政协委员中，“羊绒大王”庄荣昌显得有些另类，当时他已经62岁，不像别的委员基本上都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
    关于当选的原因，据他回忆，“中央统战部跟我说，全国工商联50年代搞私营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又搞个体私营的，全国就我一个，有代表性。”上世纪50年代，庄荣昌的砂石生意在北京做到行业第二，但不久后的“三反”“五反”运动，他因“谋取非法利润、盗取国家资产”的罪名获刑五年。1960年代，出狱后的庄荣昌被安排到钓鱼台工地当了一名建筑工人。为了准备结婚，他换了400斤全国粮票，结果又被人告发倒卖粮票，再一次锒铛入狱。改革开放后，在清河老家受村支书“带头做点副业搞活村里经济”的鼓动，庄荣昌发现当下脚料的山羊毛里能提取出羊绒。“那时候给国家一年创汇100多万美元”，带动起整个清河一方的羊绒业。
    当年，同仁们用“包工头”来标注张宏伟。1978年夏天，张宏伟组建了哈尔滨市东方建筑工程公司并任总经理。事实上，在第一批入选全国政协委员的民营企业家中，张宏伟的东方集团算是其中有国际化背景的企业。1984年，在国人尚不知股份为何物的时候，张宏伟就开始研究股份制，4年以后他向国家体改委申报股份制改革，5年后获批，成为最早一批报上材料的企业和中国第一家通过IPO上市的民营企业。在1989年初，东方集团已成为黑龙江省188家首批拥有对苏边贸权的企业之一。
    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时，童施建38岁。1990年上任黄石服装厂厂长的他，仅用3年时间就将一个地方服装品牌打造成全国知名服装品牌。童上任后不久，就将服装厂更名为康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康赛集团被誉为“中国T恤之花”“纺织行业的明星”。
    江西九江民生实业有限总公司董事长王翔戏谑自己当时的当选是从“阶下囚”到“座上宾”。据说，当时江西民营经济并不发达，本来并没有名额，但江西主管此事的领导十分强势，硬是争取到一个，经过省内考察，荣誉落在了王翔这个有着“地主家庭”成分的商人头上。
这份长长的名单上还包括：石山麟（河北秦皇岛昌宁集团总裁）、李安民（山西介休焦化有限公司总经理）、陆航程（内蒙古新优佳企业联合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夏守春（江苏春桂装璜有限公司总经理）、方雪木（浙江杭州贝尔邮电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命兴（福建港兴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邹康新（山东威海华艺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振兴（河南巩义华夏信息服务公司总经理）、李静（湖南长沙南方华侨港澳台胞贸易公司董事长）、李科生（广东汕头民生塑胶总公司总经理）谢仲余（广东广州金象电焊机厂厂长）、王祥林（广西喷施宝有限公司董事长）、冼笃信（海南腾龙实业总公司董事长）、牛笑萍（甘肃兰州黄河誊印社经理）等人。
    新华社当时有一篇具有时代特点的通讯《潇洒走一回——记新一届政协中的私营企业家》，记录了这些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私营企业主一些共性：爱国、敬业、守法；已经担任社会职务，具有参政议政能力；热心社会公益；懂经营、会管理，同时也强调了他们已获得各级领导的首肯，包括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国务委员题词、省市领导鼓励以及电台报刊介绍过先进事迹。
    参政议政有质量
    1993年3月14日，23名私营企业家，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他们的出现，立即引起了中外记者的特别关注，被称为手提“大哥大”的政协委员。
    在人民大会堂，长相憨厚朴实，又不失一表人才的刘永好，以“私营企业有希望”为题，作为全国私营企业主“代表”中的“代表”做了大会发言。据说，这个发言稿，中央统战部五局的同志帮助刘永好几易其稿。
    刘永好后来回忆：“有的领导说，现在你讲私营企业是不是太敏感了，我说这是我自己的感触和体会，我们私营企业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和参与者，我们私营企业应该跟国有企业一样，是国家的建设者，他说再请示一下，最后他请示了，上面的领导说发展是硬道理。我没想到这个发言受到广泛的认同，两会新闻中心还专门安排做了一个专场。”
    “当时，我的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我站在主席台上，情绪非常激动。”十几年后，对自己当时的大会发言，刘永好仍然记忆犹新。
    事实上，当年2093名全国政协委员中，23位私营企业主只占了其中的1%多，但是，其象征意义深远。这标志着私营经济在时隔近40年后，重新登上中国参政议政的政治舞台，这可以说是对中国个体、私营经济的最高“奖赏”。
    之后被誉为“提案王”的王翔，在1993年刚刚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时就做了一个提案，他认为法律应该与时俱进，淡化所有制，在法律上增加“侵占罪”，无论侵占国有集体资产还是私营企业资产，都叫侵占罪。1993年，《宪法》对财产的保护还是分为两个等级：国有集体和私人。彼时民营经济还非常弱小，我国法律规定只有贪污国有财产或者集体财产才算贪污罪，构成刑事案件，私营企业财产还没有进入立法者视野。
    会议其间，中央统战部召集这些全国政协委员开了个座谈会，征求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意见。在发言中，中国第一个可口可乐批发商李静大胆地提出，要成立一家以私人资产为股本的民营性质的商业银行，以此来解决私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贷款难的问题，希望得到国家的支持。他的这一想法，得到在座“非公”委员的赞同，于是，李静连夜起草了《关于建立民营商业银行的提案》，并在第二天的小组讨论会上征得43位委员的当场签名，这份提案成为那届会议委员签名最多的一份提案。正是这份《提案》，促进了民生银行的组建。此后，民生人寿、民生证劵、浙商银行等民营金融企业相继突破行业垄断而成立。
    可以看出，虽然当这23位私营企业主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之时，私营经济还比较弱小，但是这一群体参政议政的意识很强烈。他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快速地学会了利用政策，影响政策以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
    政治安排更广泛
    日后，工商联成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成为党和国家从政治上安排民营企业家的重要方式。
    2001年，中央12号文件的出台，首次开启了由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私营企业家担当省级工商联“掌门人”的先河。
    据此，重庆、浙江、贵州进行民营企业家办会的试点。尹明善、徐冠巨、张芝庭相继当选为重庆、浙江、贵州三省工商联会长。这个职务，已经相当于省部级干部了。
    这一年，全国工商联的领导班子，从原有的两位民营企业家兼职副主席，增加到了七位。之后的历届全国工商联领导班子成员中，民营企业家的人数和比例逐渐增加。
    对民营企业家做出政治安排，成为党和国家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任务。日后，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每年春季的全国两会，民营企业家和一些工商联系统的党政干部在政协中组成了专门的“界别”即“工商联界别”，参政议政。
    据全国工商联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51.1%的大陆民营企业主担任了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职务。
    民营企业家是否可以入党，在2002年变得无可争议。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包括蒋锡培等七位企业家正式成为全国党代表。标志着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登上了中国最高的政治舞台。
    在庙堂之高，民营企业家们频频刷新参政议政的高度。1998年，刘永好就成为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2008年，江苏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和北京现任国美董事长张大中开创了历史，作为中国企业家被选为省级人大常委。
    (图)1993年3月14日，23名私营企业家，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刘永好以“私营企业有希望”为题，作为全国私营企业主“代表”中的“代表”做了大会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