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当着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之后，邓小平“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的思想成为党的政策。
    在这一思想的策动下，中国的创富历程开始快马加鞭，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财富阶层也由此正式登场。
破除贫穷的魔咒
    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邓小平一生有过两次著名的“南巡”，第一次，是在1984年。
    邓小平的这次南下看似突然，却事出有因。据后来的研究者发现，这次南下事先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也没有带着政策宣示的责任，但是它所逼发出来的改革热情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他所释放的信号，很快被知识分子中一批触角灵敏的人接收。1984年，一大批人放弃原来的职业纷纷投入商海，媒体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之为“下海潮”。与以往有很大不同的是，这次“下海潮”包含了很多知识分子。
    就在这一年，中关村迎来了一批下海的科技人员和一批新创建的科技公司，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两通两海”——信通、四通、京海、科海，它们的创办人无一例外都是中科院的科研人员。同在1984年，两个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合并成立了青岛冰箱总厂，出任厂长的张瑞敏引进德国利勃海尔的技术；广东三水的李经纬创出了健力宝品牌，并将其打向了美国洛杉矶奥运会；马胜利出任石家庄造纸厂厂长，以推行承包而闻名全国；张近东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凭借10万元创业资本下海创办苏宁电器；王石创办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
    也许正是这次南巡，邓小平看到特区良好的发展势头，也看到了特区先富起来的一些人，由此萌发了他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想法。这才有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的讲话。
    1985年10月23日，重阳节之后，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高级企业代表团，当着这些美国大富豪，邓小平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再次向世界亮出了他“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的思想。
    党的十三大召开时，邓小平的思想写进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明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一时期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至此，“先富共富”的思想有了完整的阐述，并被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之中。
打碎意识形态枷锁
    把财富从意识形态的紧身衣中解脱出来
    邓小平的两次南巡，对中国改革的走向影响深远。1984年的南巡及其后提出的“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思想，破除了平均主义的藩篱，作为重要的改革策略，这一思想为合法地、大胆地创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政策基础。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思想，才极大地激发了个体私营企业家们的创富热情，中国潜藏的财富才开始喷涌而出，并最终形成了一个财富阶层。
    但在几千年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传统文化面前，在落后于现实的意识形态面前，如何看待财富依然是个问题，甚至是个严重问题。
    1991年2月至4月，《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一场围绕财富的争论平地而起。争论的焦点是“姓社还是姓资”“要计划经济还是要市场经济”，经历过文革的人，不免想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可想而知，这是一场决定中国将往何处去的关键性争论，争论之激烈，也大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势头。1992年1月至2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开始他的第二次南巡。这次南巡，邓小平冒着极大的风险，发出了他最后的吼声：“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谁不改革谁下台”！谁都知道，十三大的路线之一就是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正是在此关键时刻，皇甫平的文章挺身而出，把邓小平的声音传到了大江南北。半年后，党的十四大召开，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大会报告中以肯定的语气庄严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明确地阐明了，富裕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同步富裕的结果只能是共同贫困，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立足现实、唯一可行的改革方略。
    小平南巡和党的十四大，平息了“姓社还是姓资”的无谓争论，把财富从意识形态的紧身衣中解脱出来，解除了先富人士的心头之惧，也为后来的创富者扫清了前进的障碍。
    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一批在政府机构的中低层官员、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下海创业，中国大地出现了第二次下海创富潮。据《中华工商时报》统计，当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这部分人，后来，自称为“92派”，颇有“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意思。
    “92派”的提法最初来自陈东升。陈东升认为，从企业形态的角度看，中国真正的企业家产生于1992年。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和邓小平的南巡，助推了群体分化的进程，另外，《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两个重要文件均在1992年出台。这一标志性的改革进程，促使一批社会精英从体制内向商界移动，形成了“92派”，这其中包括了郭广昌、俞敏洪、胡葆森、黄怒波、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朱新礼、王梓木、田源、郭凡生等大批企业家。
    有人说，“92派”是一批“从一个分配别人的财富的人变成一个给自己和他人创造财富的人”。在传统中国，学而优则仕是知识分子的最好选择，经商是最让人看不起的末业，弃官从商更是难以想象。抛开一些特殊背景不说，从中可以看出，当时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给中国带来的风气转变之强大。这是真正革命性的，经商致富不再避之犹恐不及，人们不仅可以理直气壮地追究财富，而且创业创富蔚为风气潮流，企业家成为社会主角，这彻底颠覆了读书人的选择。
“富豪榜”让富豪浮出水面
    亿万富豪榜横空出世，像一声惊雷，炸得大家有点晕
    发财致富，尽管已经光明正大，但中国人还是喜欢闷声发大财，不太愿意“露富”。但中国内地亿万富豪榜的横空出世，就像一声惊雷，炸得大家有点眩晕。
    1994年，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首次在香港出版的中文杂志《资本家》刊出中国内地亿万富豪榜，首次上榜的内地富豪共19名，其中前十名包括刘永好兄弟、张宏伟、冼笃信、牟其中、张果喜、罗中福、罗西峻、李晓华、宗庆后等人，资产估值从6亿元到2亿元不等。
    此后从1999年开始，《福布斯》与胡润合作，开始正式经营和发布中国富豪排行榜。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当中。
    中共十五大已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当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国家根本大法。
    就在这次大会之后，沉寂了4年、由胡润制作的“中国富豪榜”在《福布斯》以英文形式发布。在这个榜单上排在前10位的有：荣毅仁家族、刘永好家族、李晓华、吴炳新、黄宏生、张宏伟、张思民、吴志剑、罗忠福、吴一坚。位于榜首的荣毅仁家族，资产估值为80亿元，排在第40位的是搜狐网的张朝阳。
    这一榜单的发布，在国际上影响十分强烈。“共产党国家有了资本家。”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有点不怀好意，《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媒体评论“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致富光荣的感觉”，道出了一代新富人士的心声，“邓小平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非只是说说而已”，则准确地诠释了党的理论政策及其带来的巨大变化。
互联网带来新财富
    今天的中国，百万富翁正以每分钟一个的速度在诞生
    在2003年10月推出胡润版的“中国百富榜”，网易丁磊以资产估值76亿元登顶。《福布斯》同年开始发布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位于榜首的同样是丁磊，资产估值为10.76亿美元。
    当时，网易公司创始人兼CEO丁磊，年仅32岁，前一年，他还根本不在榜单上，他和张朝阳在富豪榜的出现，标志着在这片土地上，年轻的互联网新财富正在迅速崛起。
    丁磊后来说，当年创业“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公司未来该靠什么赚钱，只天真地以为只要写一些软件，做一些系统集成就可以了。这种想法后来几乎使公司无法生存”。1997年，网易推出中国第一个双语电子邮件系统，1998年转向门户，成为日后三大门户之一。2001年后，丁磊下决心将网易的三大业务重点锁定为在线广告、无线互联和在线娱乐。之后，网络游戏给网易带来暴利收入。丁磊，由此成为第一个靠互联网发家的中国首富。
    在中国互联网界，除了丁磊，还有扮演了中国互联网启蒙者和领跑者角色的张树新和瀛海威也不能不提。
    说到张树新，还有一个关于互联网暴富的小故事。1995年初，张树新和姜作贤夫妇二人鼓起勇气，把全部家当抵押给银行，以700万元注册了北京瀛海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996年9月，瀛海威被国家经贸委属下的中国兴发集团看中扩股，当时股价陡增，总股值升为2120万元。一时间张树新以“阳光下的女千万富豪”为人所津津乐道，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偶像。
    美国《新闻周刊》曾在一则报道中谈论那时“财富”在中国所发生的微妙变化，“人们在谈论金钱时，不再像过去那样羞羞答答，谁拥有更多的金钱，成了一个最值得炫耀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国，百万富翁正以每分钟一个的速度在诞生”。
让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通过合法手段追求财富理应得到应有的尊重
    对于先富能否带后富，民间一直有争议。我们常说要用全面、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和分析问题，邓小平提出的先富思想，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1984年前后，全国上下还基本流行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死守所谓公平，大家就只能一起饿肚子，只有鼓励多劳多得，打破平均主义，提高效率，让一部分能力强、胆子大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才能在为自己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效率优先，把蛋糕做大，这是改革的无奈选择。
    但蛋糕做大之后，如何分蛋糕，也就是如何处理好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则始终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难题。在效率优先的驱动下，大家既看到了先富起来的人，也看到了正在拉大的收入差距，为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后来，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反复强调了这一方针。党的十六大还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提出了通过再分配解决兼顾公平问题的思路。之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要把“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这些新的提法，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比尔·盖茨曾说过：“你活着的每一天，都应该努力地去追求财富。只要你制造的财富是正大光明的，你会得到所有人的尊敬与赞扬。”
    只要取之有道，财富，就不应当是见不得阳光的。对于普通人，在一个高速发展带来财富巨额积累的时代，想弄明白财富从哪儿来，想正大光明地追逐财富，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对于富豪来说，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型、财富差别巨大的时代，能够给社会带来更多积极意义的财富，是让财富能够得以久远保持的最好办法。对于政府来说，提供一个良好的追求财富的制度环境，让财富最大化地实现社会的积极意义，实现社会共同富裕、和谐有序的良性循环，是其所追求的目标。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个体户，到84南巡后下海经商的知识分子，再到“92派”企业家以及在互联网浪潮下翻滚的一代财富人士，他们在党的富民政策引导下，通过合法手段追求财富理应得到应有的尊重。
    2001年7月1日，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讲话中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并称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地、公开承认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这一重要论述，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财富阶层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充满激情的语气发出号召，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改革的路在延续，期待财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不再是面目狰狞的魔鬼，而是体现公平良善的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