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将个体经济定位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从附属和补充到有益的、必要的补充，中央对个体经济的认识在不断发展，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在逐步提升。
    1981年6月，一份历史性文件诞生。在这份《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破天荒出现了这样的词句：“国营和集体经济是中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补充。”
    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补充第一次进入中共中央文件，这还是第一次，自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只不过推开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扇大门的一条门缝。
    悦宾饭馆的突破
    1978年时，全国个体经济就业人数只有15万人，已是建国以来最低数一切始于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那次会议上，党中央第一次明确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并提出要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由此拉开序幕。
    “当时解放北路像我这样摆摊的人挺多，干个体户既被人看不起，还要担心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员抓，整天提心吊胆。”1979年，正在温州待业的19岁姑娘章华妹，试探着在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起了生活日用品。
    乍暖还寒，刚刚结束不久的文革，记忆犹新。那个时候，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经济备受摧残，个体户数量从建国初期的900万急速滑坡到15万。谁还敢逆风而上，做个体生意。
    1979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已经吹响，但人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解放，加之长期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影响以及解放后个体经济发展政策的变化，吃惯大锅饭、端惯铁饭碗的人们对从事个体经济还心有余悸，对个体工商户也还存有偏见。
    在温州发生的事，也在北京的翠花胡同里同时上演。家住这个胡同的刘桂仙迫于生计，也萌发了开饭馆的念头。“嗨，就图把几个孩子拉扯大，让他们吃上饭。”说起当初为何开办悦宾饭馆，当年北京第一个餐饮个体户刘桂仙已经没有了当初的焦虑。当时，刘桂仙有四子一女，老四、老五都在家待业。刘家最难的时候曾7个人盖2床被子。苦日子和穷日子逼着她铤而走险。
    待业青年是那个年代的特有名词，它的背后是文革结束后1700万返城知青这一庞大群体。而当时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却不多，公有制经济的单一经济形式，劳动体制机制的固化，堵死了自谋职业的路。1978年时，全国个体经济就业人数只有15万人，已是建国以来最低数。
    巨大的就业压力如同在箭之弦一触即发。为了缓解就业压力，1979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局长会议。会议提出：“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会议报告上报国务院，很快得到批转。
    这是“文革”结束后，国家有关部门首次明文提出可以发展个体经济，但细读这个文件，你会发现“可以”之后还有“但是”，该报告的基调仍是以限制个体经济发展为主，报告并特别提出“不准雇工”。但毕竟，它撕开了一个口子，为个体经济的出生开了绿灯。
    “私人能开饭馆？”“弄错了吧，我们怎么没有听说呀？”这就难怪，当刘桂仙去北京市工商局申请批准开饭馆时，得到的是这样的回应。此时的北京，国家工商局的会已经开过，国务院的文件也已下发，但餐饮业的个体经营尚未开门。因为没有政策，工商干部好心地劝刘桂仙放弃。
    但刘桂仙并没打退堂鼓，坚持天天去工商局等批准。时任北京市工商局副局长靳云平回忆称，看到刘桂仙这么执着，工商局内部研究了好几次，经过多次激烈讨论，还专门派人去了刘桂仙家做家访，最终，他们“觉得这个人行，选择刘桂仙这一户试试。”真是抱着试一试的勇气，刘桂仙等了一个月，才有了中国第一家餐饮个体户——悦宾饭馆。
    悦宾饭馆在中国首都的出现，在中国人看来是新鲜事，在外国人眼里却是意味深长。“当时大家都想去尝尝‘第一家’，外国人更是去尝‘政治的’。”靳云平说。
    有77个国家的记者居然对悦宾饭馆进行了报道。这恐怕也是破了新闻媒体对一家小饭馆采访的记录。其中，美国合众社记者龙布乐写到，“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毕竟是外国记者，不仅大胆，还很敏锐。说出当时一般中国记者不敢说的话。事实也是如此，此时个体经济的春潮，不仅涌动在北京的小胡同里，也在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解决雇工问题
    雇工问题是我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遇到的一个十分敏感而又极其复杂的问题
    刘桂仙的悦宾饭馆、章华妹的小杂货铺不过是改革开放后个体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个体经济兴起之处，个体户主要集中在小修理、小加工、小商店、小饭店、个体运输这“五小”行业。这也是跟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在解了就业压力之围的同时，直接解决了人们买东西难的问题，给人民生活提供了便利。
    1979年9月29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叶剑英在国庆讲话中首次承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幼年时期”，“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很不发达”，因此“目前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这是国家领导人首次提出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
    虽然“附属和补充”还没有让非公有制经济从公有制经济中脱离出来，但它毕竟给了个体经济一席之地，并开始打破“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单一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观念枷锁，冲破了单一所有制结构理论的藩篱。
    理论一旦突破，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推动实践向前发展，实践又反作用于理论，推动理论创新。自提出“附属和补充”之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鼓励、支持个体经济的政策越来越多。这为刚处于萌芽期的个体经济来说，无疑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激发了增长活力。
    到1979年底，全国个体从业人员很快发展到31万人，比上一年增长了一倍多！
    1980年，温州的鼓楼工商所刚成立，章华妹领取了中国第一张营业执照，成为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
    同年，刘桂仙也终于领到了悦宾饭馆正式的营业执照，有了合法经营的资格。
    一张普通的营业执照，现在看来极其普通，但在当时意义十分重大，这是党和政府对个体户身份的认可，也是对他们经济行为的肯定。
    从此，章华妹们和刘桂仙们的头抬起来了，腰杆硬起来了，吆喝声大起来了，开始光明正大地做生意，逐渐摆脱了“社会闲杂人等”的标签。
    1980年个体经济人数达到81万人，比1979年又翻了一番多。到1981年底，全国城镇个体经营已有83万户，共101万人成为个体经营者。
    1980年8月，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召开，这是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应当鼓励和扶持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表态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这是个体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会议提出“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自愿就业和自谋职业，进一步打开了发展个体经济的大门。
    悦宾饭馆门庭若市，刘桂仙终于不用再担心一家人饿肚子，但她的心却踏实不起来。因为，在悦宾饭馆红火的同时，质疑刘桂仙和个体饭馆的声音也随之而来。有人说她搞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有人说她是特务。当时的靳云平也收到很多信件，反映悦宾饭馆不合法，要求关闭悦宾饭馆。
    饭馆是继续干下去还是关掉，刘桂仙的老伴儿心里不停打鼓，一度想要关掉饭馆。1981年春节，两个不速之客来到悦宾饭馆，以实际行动支持刘桂仙。当她得知来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陈慕华时，她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两位副总理探访一家个体饭馆，表达的信息再明确不过：政府支持个体经济发展！
    当时，“雇工=剥削”的思想根深蒂固，国家也明令禁止雇工。即使在饭馆忙不过来的时候，刘桂仙也没有请一个帮工，只能全家动手齐上阵。“累得不敢躺倒，一躺倒就起不来了”。刘桂仙回忆说。
    两位副总理到访后，刘桂仙大胆雇了一个帮工。“心里揣着兔子”般地过了几天，见没动静，她又逐渐雇了两个、三个。
    禁区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被突破。
    正是“刘桂仙们”冒着坐牢的风险，突破雇工禁区，才有个体经济有关理论政策的不断发展，也才有个体经济蔚为壮观的未来。
    这就是实践的力量，民间不可遏制的推动力量！在个体经济发展起来之后，雇工就变得无法避免，不准雇工的堤坝早晚会被实践冲垮。
    雇工问题是我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遇到的一个十分敏感而又极其复杂的问题。对于雇工人数超过限额的雇工大户是否肯定其合法地位、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等问题，争议很大，始终拷问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智慧。
    个体经济成为“光彩的事业”
    到1985年，我国个体经济出现第一个发展高峰。自谋职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就业的一种方式
    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位置刊发题为《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的调查报告，将浙江农民陈志雄推上了风口浪尖。
    原来，陈志雄承包鱼塘，从第一年承包50亩鱼塘，到第二年承包100亩鱼塘，因喂鱼需要多人割草而家里人手不够，他便请村里人帮忙割草，这便触及到“雇工”和“剥削”问题。关键在于陈志雄从雇工1人、请几百天短工到雇工5人，请短工2300天，再到至少有7个雇工长期在鱼塘打工，早已超过了国家的雇工人数限制。
    陈志雄雇工是否存在剥削，立即在全国引发一场争论。
    同是在广州。“个体户有没有前途？……目前对个体户的税收政策是否合理？是扶持个体户，还是限制？”1980年一封挂号信寄往北京，寄信人是广州个体户高德良。
    1980年7月，高德良下海熏制“太爷鸡”，一开店就供不应求，第一个月营业额就高达7000元。但是问题来了，雇工已经超过8个，日营业额超过100元要交2%-3%的税。
    他带着疑惑和不解，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没有想到的是，一周后，国务院领导针对高德良的信件作出批示，并派人前往广州调查。
    其实这不只是高德良一个人的疑惑和不解，这封信也道出了中国所有个体户的心声。此时的他们，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迫切需要党和政府为他们指明方向。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将个体经济定位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从附属和补充到有益的、必要的补充，中央对个体经济的认识在不断发展，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在逐步提升。
    同年7月，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规定》第一次将必要补充论变成了政府文件，并对城镇个体经济的性质、经营范围，以及如何扶持和保护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等问题，分别作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
    同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表示要坚决地迅速地改变那些歧视、限制、打击、并吞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政策措施，而代之以引导、鼓励、促进、扶持的政策措施。“对个体工商户，应当允许经营者请两个以内的帮手，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五个以内的学徒”。
    现在看来，这个文件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在当时，已经冲破了“不准雇工”的限制。“引导、鼓励、促进、扶持”八字方针的提出，更是极大地激发了各地个体经济的发展热情。
    陈志雄承包鱼塘的讨论，终于落下尘埃。
    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从国家根本大法上确立了个体经济不可动摇的地位。为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迎来了春天。
    到1985年，我国个体经济出现第一个发展高峰。自谋职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就业的一种方式。
    1983年8月23日，发展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300多名全国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先进代表，并在怀仁堂座谈。
    在座谈中，胡耀邦作了《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的讲话，鼓励个体劳动者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一切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荣豪迈的事业，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请同志们回去传个话，说中央的同志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作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在现场很多听了胡耀邦这番讲话的人不禁热泪盈眶、心潮澎湃。
    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个体经济这一光彩的事业，越来越多的个体户成了万元户，越来越多地人下海创业，从个体户变成了私营企业主，中国的非公经济犹如钱江大潮，一路向前，终于取得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地位，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