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改革开放史上，有一场“饭局”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1979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九，正值北京隆冬。邓小平邀请五位原工商业知名人士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来人民大会堂座谈，并请这五老吃火锅。这场“饭局”人称：五老火锅宴。
    五老火锅宴，加上时年75岁的邓小平，实际是六老火锅宴。说是宴请，其实也只是家常便饭。吃的是老北京传统涮羊肉，白水锅底、羊肉片，还有大白菜。
    吃火锅、摆龙门阵，本就是四川人的赋。作为地道的四川人，邓小平选择他最朴素的、最道地的方式，在这寒冷的深冬与这五位工商业巨子围炉座谈。
    五老之一的古耕虞事后回忆这顿涮羊肉火锅宴时，形象地把它称为“一只火锅，一台大戏”。贴切之极！因为，正是这席火锅宴拉开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大戏。
火锅宴之前的1978年
    邓小平说：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是为了向前看
    1978年，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年末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成为全年之中的点睛事件而被历史铭记。
    当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解决了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刚刚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有太多的问题亟待解决，5天之内实在难以完成并取得广泛共识。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思路清晰、方向明确，应归功于在此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从11月10日到12月15日，开了36天。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有212人参加了会议。这也是中央高层少见的、长时间会议之一。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做好了充分准备。
    会议的主要内容包括：解决历史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发展农业方针问题以及关于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12月13日闭幕会当天，邓小平来到会场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必要条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是为了向前看。要善于学习，要研究新问题。
    接下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了会议的基本指导思想。由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以及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
相当有料的五老火锅宴
    怎么用人用钱？邓小平的想法是：鼓励原工商业者出山开办企业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邓小平就在考虑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团结更多的人，一心一意实现党的经济建设目标。他认为，一直靠边站的原工商业者海内外联系广泛，有丰富的经商办实业的经验，是未来经济建设不可忽视的力量。
    恰逢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人士聚集北京开会。邓小平知道后，提出要见一见工商界的老朋友。于是，他提了一个名单，共有5人，分别是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这便是火锅宴的五老了。
    五老曾是中国工商界巨子，在我国民族工商业中名声显赫，且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可以说，这五老完全可以为彼时我国的民族工商业“代言”。
    接到中央办公厅发来的通知，五老激动异常，思绪万千。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都遭到劫难，原资本家和工商业者也是首当其冲。尽管他们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但内心深处都不曾动摇过跟党走的信念。荣毅仁就曾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这么多年，党不会抛弃我们的。”胡子昂也说过：“总有一天会重见光明，颠倒了的历史总会颠倒过来。”邓小平的邀请，对五老而言，无异于是梦想的实现那般高兴。
    当晚，他们相约在胡厥文家中，商讨与邓小平见面时说些什么，研究了很多有可能会问到的问题，也想到了关于国家经济的一些建议。随后，古耕虞受托连夜起草了建议书。
    会谈的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选择福建厅会见五老，体现了邓小平的深思熟虑。福建临海，与台湾隔海相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最早都是从福建沿海出去的。邓小平以此暗示原工商业者充分发挥海外联系面广的特点，积极与外界沟通，内引外联，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五老一早便来到福建厅等待邓小平。厅里很温暖，工作人员也已准备了热茶招待五老。邓小平准时到来，并与五老亲切握手。随同的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国务院副总理、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陈慕华以及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
    这次会谈排座并没有按照传统的半圆形模式，而是考虑到几位老人年长耳背，采用了面对面座谈。
    邓小平开门见山：“今天，我先向老同志们介绍一下20多天前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邓小平称五老为“老同志”，无形之中便拉近了距离，使五老感到了信任。
    介绍完会议情况，邓小平又对五老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很高兴。今天就谈这个问题。”邓小平的开篇诚意满满，五老也高兴地回答：“好！好！”
    邓小平提出的问题，事实上，五老早已成竹在胸。针对当时的中国经济，五老事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史料记载，他们从上海、江苏等地调查回来，仅在上海一地就开了30次座谈会，接触了工商界人士300多人。可以说，五老是带着调研得出的干货，满怀着全体民族工商业者的期待与邓小平交流。
    于是，会谈便在这样亲切、融洽、毫无距离感的氛围之下愉快地进行着。谈论的话题，相当有料。
    比如，五老代表的民族工商业者共同的愿望：把资本家的帽子摘掉。
    胡子昂就这一问题进言：“现在工商界还没有搞掉帽子，一些企业把工商者同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心有余悸就难以消除顾虑。”
    古耕虞也就这个问题还递交了书面申请，他说：“从现在的情况看，为大陆原来的资本家摘掉帽子，条件越来越成熟了，只是日期还末定。如果再拖两年，工商界退休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想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显得更迟了。我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考虑为大陆的资本家摘掉帽子，这不仅对他们，对他们的子女和亲属都是莫大的鼓舞，而且对全世界、对人类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的这个要求，决不是为我个人提出的，也不是现在才提的。过去我口头或书面向领导陈述过多次了。”
    邓小平马上表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女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二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由此成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的金句。
“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邓小平鼓励他们：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怎么用人用钱？邓小平的想法是：鼓励原工商业者出山开办企业。
    邓小平说：“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就着这个话题，“五老”的话匣子打开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气氛一下子变得融洽、热烈。
    胡子昂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要大力启用人才，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把他们找出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邓小平立即表示赞赏：“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和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邓小平进一步吩咐五老：“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商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
    荣毅仁当即建言可以吸引外资兴办实业。他建议：“现在外汇很有限，引进外资要很快生效，目的性要明确，要功利性大些，生产的产品要能换取外汇，出口创汇。只要生产提高了，就不怕没有偿还能力。现在要搞好生产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工资问题，我们过去办厂，每年要增加一次工资。另一个是管理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主人翁感，就不动脑筋；机构多头，划圈的人多了，办事效率就低，生产就不会搞好。”
    荣毅仁肯定地说：“小平同志讲要利用外国资金、华侨资金，的确是重要问题。现在英、法、日、联邦德国都想跟我们打交道，因为我们政局稳定。从国际上看，对我们是有利的时期。我对外国朋友说，我们有人力，你们有财力，可以合作。”
    荣毅仁并告诫：“对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现在各级领导都很积极，这里需要协调一下部门职责，要对引进项目加强管理。”
    荣毅仁的话，让邓小平若有所思、频频点头。他果断表示：“搞补偿贸易，有相当的外汇收入，起码广东、福建两个大省大有希望，两省在外的华侨很多，江苏、浙江也有。我看，海外同胞、华侨、华裔都可以回来办工厂企业。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停了一下，邓小平又说：“现在国家计划想调个头，以前我们一直是工业以钢为纲。这大家伙，资金周转慢。我们要先搞资金周转快的项目，如旅游、轻工、手工业、补偿贸易等，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到那时，偿还能力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我们的人都很聪明，千方百计选择快的来搞，不要头脑僵化，党中央对你们原工商业者寄予厚望，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
    邓小平的思路，令在座五老振奋不已。荣毅仁正在思考如何把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邓小平已给了他一把尚方宝剑：“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工作，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订，否则就不签。应该完全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邓小平还当场指定谷牧负责和荣毅仁具体联系。
    当时，荣毅仁“文革”冤案还没有平反，邓小平直接“点将”荣毅仁，还给了这么多的“特权”，让荣毅仁感到了不同寻常的信任。
……
    座谈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家谈兴甚浓。细心的邓小平抬腕看了一下手表，风趣地说：“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聚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
    “五老火锅宴”正式开始。
    火锅宴后好戏登场
    "一只火锅，一台大戏"。一台中国民营经济的大戏就此上场。从40年前羞涩地亮相，变成了鼓乐喧天的时代交响曲
    “五老火锅宴”结束了，但它在原工商业者心中燃起的热情和希望，变成了一席民营经济发展的盛宴。
    此后不久，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办起了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周叔弢在天津创办建华经济技术咨询公司。
    深思熟虑之后，荣毅仁选择了二度创业。他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的报告，集中表达了他如何从国外吸引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实现现代化的想法。当年10月，在邓小平支持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荣毅仁利用自己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以及荣氏家族的海外关系，很快将中信公司发展成“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1986年6月，荣氏家族200多位海外亲属回国大团圆，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们，感谢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新贡献。
    当年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光大实业公司，如今以“中信”和“光大”闻名，已成为著名的国际化大公司。1979年9月22日，一些老工商业者利用境外的部分民间集资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叫“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的企业，后被认定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第一家民营企业。
    1979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会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报告，针对我国正面临着大批知青返城、城镇待业人员积压七、八百万的巨大压力提出：“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份关于允许个体经济发展的报告。当年年底，全国个体从业人员一下子冒出来31万人，比1978年整整多了一倍还多……
    “一只火锅，一台大戏”。火锅宴后，我国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一台中国民营经济的大戏就此上场。从40年前羞涩的亮相，变成了鼓乐喧天的时代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