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以前，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的推进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中小银行在前期发展过程中呈现快速扩张的态势，城商行资产体量迅速扩大，农商行也在相关政策推动下分批实现改制。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简称“联合资信”）发布的《中小银行资产端分析》的报告认为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小银行“重量不重质”的问题逐步暴露，相关风险不断集聚。在此背景下，国家层面严监管与金融去杆杠“阵痛期”来临，各家中小银行也纷纷开始主动或被动进行资产端业务结构调整。
    调整资产结构
    相比国有大型银行及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小银行由于经营范围和业务资质方面的限制，资产端业务的发展受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相关监管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资产端结构往往需要根据以上因素进行调整，尤其是在目前宏观经济下行、利率市场化以及信贷规模控制的叠加冲击下。具体来看，中小银行资产端结构调整驱动因素可分为两大类：贷款（净利差）驱动和扩表驱动。
    联合资信的报告认为，2017年之前，在贷款（净利差）驱动或扩表驱动作用下，中小银行整体资产增速快于国有大型银行及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资产规模增长的推动因素主要依赖于投资业务的开展，因此总资产和投资资产的增长在趋势上具有同步性，反映到资产结构上则是投资资产占比较快上升，贷款占比和同业资产占比均有所压缩。但2017年以来，随着金融市场业务监管的加强（如资管新规、流动性新规、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等），中小银行负债端同业负债业务和资产端投资业务发展双向受限，面临被动调整资产结构和缩表的压力，从而投资资产和总资产增速同步放缓，投资资产占比也相应有所压缩，贷款占比随之上升。
    资产结构的调整在中小银行内部存在分化，尤其是农商行和城商行之间。具体来看，城商行由于在业务资质、监管和风险管理方面的比较优势，在前期大力发展投资业务、后期压缩投资业务的两个阶段，资产结构调整方面均先于农商行，且城商行的调整力度明显大于农商行。农商行作为跟随者，在资产结构调整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除以上差异化外，农商行和城商行在大类资产结构调整上具有一定相似性，均是在2017年之前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业务，而2017年以后受金融监管趋严的影响，投资业务占比有所压缩，但明显投资业务占比较高的城商行调整压力更大。此外，同业资产一直作为流动性管理需求来进行配置，因此大部分城商行和具有金融市场业务资格的农商行更愿意将富余资金用于发展收益率更高的投资业务，同时通过配置部分流动性较好的利率债和同业存单等来替代同业资产满足自身流动性需求，从而使得近年来城商行和农商行同业资产占比持续走低。
    联合资信的报告认为并非所有中小银行均遵循相似的结构调整模式，这部分中小银行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在盲目加大力度发展金融市场业务过程中资产负债错配较为严重，导致其后期资产端的调整难度较大，只能继续刚性负债扩表，其共同特点是投资资产中配置较大规模期限相对较长的信托和资产计划产品，而这些非标资产压降难度大，只能被动持有至到期；另一类则是处于偏远县域地区的农商行或农信社，由于业务资格的限制目前尚未开展投资业务，其资产配置主要在贷款和同业资产中进行分配，因此因监管政策变动引起的资产结构调整压力不大。
调整贷款、投资资产业务
    贷款方面，随着人民银行和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采取严格的信贷规模控制，并对“两高一剩”行业、房地产行业和政府融资平台等贷款投放进行限制，加之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变，迫使中小银行改变之前粗放的贷款投放模式。数据显示，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绝大部分中小银行选择向零售信贷业务转型，通过小额分散的贷款投放模式来缓解信贷业务风险。
    报告认为，中小银行投资业务内部结构的调整与监管政策的导向息息相关。在合意贷款规模控制以及部分限制性行业信贷投放受限的前提下，部分中小银行前期采取信托或者券商通道的方式来规避监管限制，将资金投向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等行业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同时获取较高的收益率以对冲净利差收窄的影响。但为保持整体资产的流动性，中小银行同时会选择配置部分流动性较好的利率债和同业存单。此外，2017年以前中小银行对同业理财产品的投资力度持续加大。但2017年以来，受监管政策影响，同业理财业务受到较大冲击，中小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占比随之明显压缩，目前大部分理财投资多数为存量产品。另一方面，资管新规对资产管理业务管控也更为严格，因此2017年以来中小银行普遍面临着对非标类投资的压缩压力，均采取加大债券、货币基金等标准化产品的投资力度来优化投资资产结构，以降低投资业务风险。
    联合资信的报告认为，总体来看，面对严监管和金融去杆杠“阵痛期”，中小银行由于前期扩张较快，目前及未来资产端结构调整压力最大，尤其体现在贷款结构调整以及非标投资规模压缩上；而农商行主要面临的压力则来源于信贷资产质量恶化问题，这在前期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贷款投放较为粗放的农商行体现最为明显，预计监管对不良贷款认定标准的趋严将进一步加快未来农商行不良贷款的充分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