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杠杆和贸易战是当下中国经济的两大主题。流行的看法往往将贸易战和去杠杆对立起来，认为贸易战将推迟去杠杆的步伐。从短期来看，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面对外部冲击，内部政策的确可以做出一些调整，以免两者叠加给经济带来的冲击过大，这也是宏观调控的应有之义。但从长期来看，去杠杆和贸易战存在着深层的联系。只有去杠杆的成功，长远来看才能化解贸易战带来的风险。
    去杠杆到底是去什么呢？答案是打破产生高杠杆的机制。高杠杆的背后，是刚性兑付的大范围存在，导致市场机制的失效。如果借钱的人相信有人为他们兜底，当然借的越多越好。如果金融机构相信借钱的人会被兜底，当然也愿意借钱给他们。
    所以去杠杆，关键在于打破刚性兑付的”信仰“，重建市场规则。而所谓市场规则，不外乎今年5月刘鹤所说的，“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做坏事是要付出代价的。”
    一方面，高杠杆的背后，是资源配置的扭曲。在刚性兑付的情况下，资本被过度的配置到某些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而随着资本在这些部门不断积累，投资回报率将逐渐下降。同时，民营企业则会面临拿不到钱的问题，而且在政策紧缩的时候率先被挤出，这种资本的结构性错配，就会降低中国长期的潜在增长率。
    另一方面，债务风险不高是针对目前的制度环境而言的。一旦制度发生改变，例如经济的开放度上升，风险也将大幅放大。原因在于，开放就意味着游戏规则和国际接轨。在现在的制度环境下，中央政府能够在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腾挪债务，以化解债务危机。比如让银行同企业做债转股，或者通过地方债置换为地方政府兜底等。但在开放的环境下，就很难让外资银行做这些事，而且它们的股东也不会答应。
    同样的，在金融开放有限的情况下，为了降低债务率，政府可以让银行大规模核销坏账和豁免债务。虽然这会导致银行的资本大量损失，但出现挤兑的风险并不高。这是因为普通储户的选择有限，只能把钱放到中国的银行。但在开放的环境下，储户可以把人民币兑换成外汇资产，转移到国外。这时，政府把银行当作政策工具的空间就变小了。换言之，金融开放程度的上升，会导致各种防范债务危机的工具逐渐失效，从而迅速放大债务风险。
    此外，金融开放将导致政策制定的难度大幅上升。在目前强势政府加资本管制的背景下，如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达到一个目标，不管这个目标是什么，通常是能够达到的。但金融开放将使政策空间大幅缩小。比如，资本跨境流动的上升，会推高维持目前汇率体制的成本。最近人民币贬值加速的原因之一，恐怕就是货币当局希望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为人民币走向浮动汇率做准备。
    另一个选项就是继续推迟金融开放，从而保持对人民币和资本流动的强势管控，这是一种短期风险较小的情况。但在中美贸易摩擦上升的背景下，如果我们因为国内的原因，拒绝对美国开放市场；那么美国当然也可以由于自己国内的原因，拒绝对中国开放市场。最终的结果就是双输。我们的短期风险虽然下降，但长期风险上升。
    从贸易战看去杠杆，需要权衡短期和长期的风险。但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长期风险也许更为重要。过去几百年的历史说明，开放有风险，但更大的风险是不开放。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奇迹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进入了全球化的分工体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去杠杆的最大意义，在于理顺杠杆背后的机制，为进一步开放做准备，而这又是化解贸易争端的最好办法。如果去杠杆再次半途而废，一种可能是我们无法推进开放，导致别人对我们也不开放。另一种可能是我们强推开放，导致金融风险大幅上升。
    在去杠杆的进程中，对具体部门来说，守土有责，通常会把自己分管领域的稳定放在首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现实中，不同领域的问题往往相互联系，短期和长期的得失也彼此相关。“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需要从更高的高度来看待去杠杆和贸易战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