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住房体制模式要与本国发展阶段的经政体制相协调,还要与本国产业发展战略相结合，并与区域发展战略相适应。
    一方面，中国住房体制模式要与本国发展阶段的经政体制相协调,已有的研究文献充分表明，赞同该观点的西方专家也大有人在，而且西方发达国家和住房发展成功的国家，也是根据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国情，灵活采取相应的合适的住房制度。例如，美国公共住房发展制度模式，就经历了早期的政府大规模直接建设管理，到后来的补贴住房建设模式，再到后来的房租补贴模式兼顾公共住房建管模式，还有适合本国城市发展实际情况的多种独特制度安排。如二战后的美国公共住房局（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Housing Authority）、巴尔的摩市住房法庭（Housing Court）纽约市贫民窟清理委员会（Committee on Slum Clearance）、2004年的美国梦首期付款法案。正是有了这个共识性理解，高层次人才保障房所具有的“阶段性中国式义理性”，才更可能逐渐被学业两界所体认，而不被当作“奇谈怪论的异类”，简单地予以否定。一些国家不存在的住房制度，但在中国某个发展阶段却有必要存在，理应大胆实施。如高层次人才保障房制度，国企规模化参与保障房发展的制度，均应予以肯定，并阶段性推广。
    另一方面，中国住房体制模式还要与本国产业发展战略相结合。需要指出，不重视商品房体制改革，就难以为商品房企业国际化、现代化和品牌化扫清制度障碍，就难以向庞大的中高收入群体提供契合国情特点的质量优良、价格合理、户型适中、资源节约、安全环保的商住房，也就难以彻底摆脱一段时期以来住房库存巨量累积的多难困局，从而造成住房发展难以高水平地产业化，进而难以持续发挥其对国民经济的必要的促进作用。
    此外，中国住房体制模式还应该与区域发展战略相适应。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战略，体现在住房领域，虽然住房产业在成熟的东部发达城市可能退出战略性支柱产业地位，但在中西部部分地区可能还需担当一段时期的支柱产业功能。忽视这一点，同样会造成住房体制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不匹配，从而引发相关的负效应。
    (作者系住房改革、体制改革与城镇化问题知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