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期热议的降低患者药费负担的问题，有许多人寄望于中国的医药企业能多多地研制出原创新药来。这很可能是一个误解。
    医药费用，尤其是医疗设备和药品价格的高低，其实与国产化与否不是同一个议题，两者没有等同关系。因为原研药研发代价高昂，不仅需要高密度的技术力量的投入，而且还需要敢于“砸钱”的投资者，两者具备以后，也不等于心想事成。整个研发过程中，挫折在所难免，失败是家常便饭，研发周期可能很漫长，等等。所有这些，必然导致新药成功后，在专利期内或者上市初期将采取有利于较快收回成本的高价销售策略，这个规律并不因为研制或投资者是外国还是中国而异。
    一般新药的专利保护期都不短。然而，即便过了专利保护期能仿制药品，除非像印度那样实行强迫仿制制度。不然，不仅不符合我国国策，而且技术能否实现也未必如愿。
    比如著名的抗癌新药格列卫，其研发投资规模就很大、专利保护期就很长。据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介绍，格列卫前期投资高达50亿美元左右，专利期按常规的话有可能是20年。
    大家都知道，格列卫是目前的最先进的抗癌药，是由美国研制的。但在美国，格列卫的价格同样令人咋舌。据介绍，一盒抗癌药“格列卫”，仅仅30粒，虽然在我国的售价能达到2万元以上的天价，而在美国的销售价格却也保持在折合人民币1万7千元的高位。
    当然，纯粹从技术上说，格列卫也不是金刚之身不能仿制，比如印度就仿制了，而且很成功，以致于价格低廉到只需要1千元左右。但这样的事情我们中国有没有本事做出来且不说，根据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我们不能这样做。
    美国作为格列卫的发明者，患者的福分尚且不如印度，那么劳动力成本低廉、许多商品以物美价廉著称的中国，如果仿制出新药，是不是就会与美国有所不同呢？笔者的判断是否定的。
    我们不妨看一看那些被列入中国“新四大发明”的高新技术，比如高铁是什么情况。
    众所周知，高铁是有路基、桥梁、隧道、轨道、供电、信号控制、运营调度等多个系统组成的，其中的高速列车是这个高铁系统中技术最密集的领域。虽然根据官方对外宣传资料的说法，中国高铁具有造价低廉的特点，总体平均造价比国家平均水平低三分之一左右。但具体到高速列车这个领域，尽管多年前已经宣布了其“完全掌握主要核心技术”，但多年来平均价格一直在每列2亿元左右，这与欧洲高速列车平均2000万欧元的行情相比，其实并没有什么廉价优势。中国高铁的廉价，其实是由劳动资源相对密集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贡献的。
    也就是说，一旦属于技术要求比较高的产品，中国产品价格低廉的规律就会失效，就会例外。不仅高速列车是这样，有专家指出，制药行业也是这个情况。
    据介绍，即便是的仿制，目前国药在价格优势方面基本上并不突出，且疗效指标不稳定，竞争不过国外原研药。有业内人士指出，国家对仿制药实行一致性评价政策后，将使我国约60%的仿制药批文退出市场。
    至于原创，数量实在太少。由此可见，走原研道路，不仅“道阻且长”，而且即便原研成功，仍将改变不了新药贵的规律，指望新药国产化来迂缓药价高的难题，显然没有号准脉。
    既然不分中国美国都一样贵，为什么国内对于药价高的反应格外强烈？其实，除了经济收入差别外，主要原因是我国医保覆盖面、保障范围窄和报销比例低的缘故。
    据知情人士介绍，在美国，与癌症有关的药费、诊疗费用也是高得惊人的。如果没有医保，癌症患者可能会面临十几万甚至数十万美元的治疗费用，癌症治疗费用占美国医疗总支出的很大一部分，这和中国几乎一样。
    但不同的是，在美国得了癌症，不至于让一个家庭赤贫。看病难题在美国并不突出，这是因为其费用被社会广泛分摊了，一般会由雇主、商业医疗保险公司、纳税人资助的政府医保项目（比如Medicare和Medicaid）以及癌症患者和家人分散支付。据MGM美高美传媒提供的数据，在美国，商业保险公司负担比例达到44%，政府医保占比为37%，有33%针对老人的医保，有4%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医疗救助，其它方面承担15%，而个人自付部分仅占4%。
    由此可见，让中国百姓谈虎色变的医疗贵、看病难的问题，其实直接原因还是中国医疗保险因不发达、不平衡而导致保障水平低的缘故。
    药品是特殊的商品，医药行业不同于一般的经济产业，不能一味追求“国产”。所以国家于今年5月1日果断打开抗癌药关税大门，再加上医疗保险的集体谈判，抗癌药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价，可见用“以量换价”的策略是有效的。但目前与药商谈判由省级机构分散出面，实际上仍然是分散力量，如果发挥国家集中采购人多量大的优势，便能将更多的药品以更低价格纳入医保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