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日前撰文称，“多个现象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真积极”，随后财政部专家多次撰文回应，认为“质疑中央财政没有真正掏钱，这种说法不专业”，“积极财政的作用不是大水漫灌”。
    这场隔空辩论，表面看是央行与财政部之争，实际上，暴露的则是现阶段去杠杆之难。外部冲击日益增大，货币政策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再积极的货币政策也不能包揽天下。中国金融既面临表层的货币超发，也面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货币超发可以进行总量控制，而结构性问题只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
    财政也不是万能钥匙，财政出资刺激只能治标无力治本。解决财政“不积极”的治本之策，是加速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这对解决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问题至关重要。在其他一些改革不能有效跟进的状态下，只是靠紧缩货币政策来降杠杆并不现实。
    货币积极、财政积极，都比不过真正的改革积极。整个财税金融体系要变，需要的是一次全方位的改革。现有体系仍然困于银行货币注资，而不是从资产角度做强做优，而背后的根本原因出在利益、动力、监管、预算约束。
    离开利益的剧烈碰撞，改革只能裹足不前。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必须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在央地关系中，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导致债务风险之外，同样不能忽视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
    有效控制政府信用的无序扩张、改变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行为，必须下决心提升财政预算透明度，根治地方政府乱花钱。监管层对隐性债务的认定将实行穿透式，实质重于形式。改变官员的行为模式，专门设计对标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标准，让地方政府不再干扰市场出清、不再为僵尸企业站台。
    实体经济去杠杆，需要政府层面的“加杠杆”，对冲金融去杠杆导致的紧缩效应。通过“积极”改革倒逼财政增加支出、扩大财政负债，以及国有资产变卖、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盘活增效。同时不放松大规模减税，为实体经济脱困转型赢得宝贵时间。
    在金融层面，抓紧推进IPO注册制改革，终结过度依赖银行体系配置金融资源的低效局面。在国企层面，以国资国企改革为代表的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打破上游产业的行政垄断，提高上游要素资源的市场化程度。
    在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强的背景下，改革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市场周期，央行、财政部的呛声把部门利益分歧推到明处，为建立改革预期、凝结改革共识创造了契机，也为“改革啃硬骨头”鸣了响亮的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