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李明，青岛城市化和人文思想史学者，青岛城市建设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青岛市市南区政协委员，《青岛早报》前身《公共关系导报》创始人。"十年文学，十年新闻，十年城市史。"是李明对自己人生的极简概括。近年来他投身青岛城市史研究，《画说青岛老建筑》、《青岛过客》、《中山路：一条街道和一个城市的历史》、《里院：青岛平民生态样本》等青岛城市史研究著作纷纷问世，引起国内对青岛城市史探究的极大兴趣。
    
    历史，哪怕是一城一地的百年“浅史”，有时候也很难辨认其真面目。面对一团团历史迷津，需要历史的延承者，去孜孜不倦地挖掘。在青岛，恰恰有一些来自不同领域的真相探求者，用打捞出来的原始档案作为听诊器，把埋藏在岁月尘埃中的疼痛与快慰，一点一滴地传递出来。
    影像记忆的力量
    2007年秋天的时候，青岛电视台编导于荣健和他的年轻同事们，完成了八集文献纪录片《青岛影像》的拍摄。这些贯穿在1897年到1914年的青岛陈年旧事，通过晃晃悠悠的黑白影像，将早已烟消云散的城市过往，赋予了穿透时间屏障的力量。
    《青岛影像》的叙述，缓慢而理性，让人甚至可以听见画面背后的呼吸。对《青岛影像》来说，重要的是发现，发现被时间陌生化了的真实，发现被人为颠倒了的真实。而恰恰是在这一核心点上，于荣健团队的这个160分钟的文献纪录片，证明了历史影像在去伪存真上的力量。通过《贝麦眼中的青岛》、《一所大学的消失》、《地图上的青岛》和《城墙内外》这些看似缺少关联的篇章，《青岛影像》的制作者们试图修复起1897年至1914年中的“一些局部、篇章和片段”，他们似乎相信，以此可以“抖落掉追问的悬疑谜团”。
    在《青岛影像》里面，人们有机会重温张之洞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中西合办大学创办过程中的作为，有机会捕捉共和制度的缔造者孙中山1912年秋天在这所大学发出的真实声音。当人们随着发现者的镜头去寻找一个个“失踪”的德华大学学生，后人突然发现，前人寻求现代化道路的步伐，曾经是何其艰难。孙振魁、杨沅、高钟谦、祁际可。。。。。。这些陌生的名字，“抖落”的恰恰是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时代焦灼。这种焦灼，通过《青岛影像》的画面，被活生生地传递到今天，一下，一下，敲打着人们的神经。
    1909年11月1日，招收110名学生的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开学，这让青岛的高等教育在其起始，就站在了中国近代教育变革的最高点上。短命的德华大学活得比大清国稍长几年，并有幸聆听了共和国缔造者的一番期待。1912年9月30日下午，访问青岛的孙中山走进这里，在礼堂向学生发表了一段言辞恳切的演讲。
    孙中山说：年轻的共和国还处在发展初始阶段，这就意味着必须动员所有力量，使之得到完善。共和国的宪法以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为基本思想，但人们要警惕对这一思想的滥用。自由和平等绝非没有限制，它们对官员、士兵和学生就不适用。后者在当今时代担负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和责任。必须竭尽全力，为人民、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
    在蛇背上行走的姿态
    1932年的夏天，在国立青岛大学教书的闻一多曾经描述青岛说，簇新的、整齐的楼屋，一座一座立在小小山坡上，笔直的柏油马路伸展在两行梧桐树的中间，起伏在山冈上如一条蛇。关于在蛇背上看城市的感受，两年后作家王统照在《青岛素描》中说：在初时一般人只知道德国人在大清府盖洋楼，凡是留心的人还能由这些先建的洋楼上，看出德国人的沉鸷刚勇的气概。
    看见过青岛蛇一般起伏跌宕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是一份很长的名单，诸如宗白华、顾随、刘次箫、梁启勋、徐崇钦、蒋丙然、高平子、王应伟、宋春舫、刘本钊、方令孺、杨筠如、胡鸣盛、游国恩、吴伯萧、台静农、艾芜、苏雪林、林微音、端木蕻良、周铭洗、谭抒真这些今天看起来陌生的名字，不过仅仅是进入记录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城市过客，则已埋没在时间的尘埃里，长睡不醒了。
    当年闻一多和王统照们看到的城市，后来被改变了很多。在遗留的老城陈迹里面，如果继续前辈们那些在蛇背上的行走，还可以看见什么？
    沂水路11号大楼，在1914年冬天到来之前是柏林派来的青岛总督办公地。1906年的官方档案记载，当年交付使用的总督府大楼西翼地下室，分配给了胶州图书馆，提供图书和期刊的公共阅览，并获得了相当数量的读者认可。然而，在一个军事扩张的时代，文化显然不是救世主，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族群融合的润滑剂。倒是这个总督府建筑本身，最终使城市景观形成了一个奢华的高潮。
    上帝的声音，最早是德国信义会带给青岛的。这一年是1898年，夏历戊戌。在以后的十年时间，传教士昆泽和他的同道一边学着北方官话，一边从事着福音传播工作，并期待着一个正规的福音堂以不同凡响的方式建设。经过精心准备的青岛江苏路总督教堂，1910年建成。从高地上瞭望青岛湾口，被视为亚洲最漂亮的景观。和江苏路基督教堂比较，肥城路和浙江路口的青岛天主教堂则要年轻好多。从1931年5月至1934年10月，在魏嘉碌主教主持下，鹤立鸡群的圣弥爱尔大教堂完成了曲折的建造。此后的50年里，这座伫立在城市中心半球状丘陵顶端，有着56米高双塔楼的孤独身影，始终是青岛的标志物。
    人与城市的关系，好多时候不能用时间丈量。对包括康有为、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老舍、洪深在内的知识分子而言，青岛仅仅是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但对青岛来说，这却是一份挥之不去的记忆。
    1930年4月，杨振声获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这一年，他刚好40岁。在展开了一系列短暂的前沿性教学改革之后，他黯然去职。一杯茶，孤零零地晾晒在庭院的木桌上，没有了一丝余温。
    1930年8月，32岁的闻一多出任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诗人闻一多与青岛最重要的文学联系，应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但是，诗人很快就对没有变化的潮水声厌倦了，在一片争议声中，他决绝地离开了青岛，再也没有回头。50年后，他在大学路前国立大学居住的房子，被命名为“一多楼”，成了城市著名的人文纪念景观。与有过两次搬家经历的闻一多不同，梁实秋在能远远看见“冠盖往来的饮宴之地”的鱼山路一住就是四年，直到1934年7月离开青岛，没有移动过。在他的青岛履历上，相濡以沫的宽容姿态，令人难忘。
    1931年8月，在依然有着潮湿空气的季节，沈从文经徐志摩的引荐，来到青岛。到1933年夏天到北平，他一直住在国立大学的福山路教师宿舍。期间来青岛休假的巴金，也在这里住过。1934年洪深重来青岛，成为沈从文的隔壁邻居，但他们两位擦肩而过，并不曾在这条街上谋过面。
    同样成为匆匆过客的老舍，从1934年9月移家青岛就任国立山东大学教授开始，到1937年8月迁居济南结束，在青岛住了三年。黄县路12号，是老舍在青岛居住的三个地方之一。因为写作《骆驼祥子》的缘故，这里在老舍一生的创作道路上，有着里程碑意义。而这份记录对青岛来说，俨然百年不遇的礼物。重情感的青岛和青岛人，记住了这位布衣先生说的一句老实话：我在青岛住过三年，很喜爱它。
    敷在时间隧道里的潮湿
    敷着潮气的南腔北调，大概是一百年青岛文化的宿命，飘渺、漂泊，且散漫，一些尖锐的声音刺入蔓延着的潮湿，很快就会被淹没掉。1929年的时候，蔡元培踌躇满志地希望青岛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一个“中心点”，随后一干知识分子精英，摇摇晃晃地给未来的“中心点”端茶送水，直至城丢人散，“中心点”也就成了黄粱一梦。1946年赵太侔重拾旧梦，终究也未能找回蔡元培的旗帜。再过20年，这位两任国立山东大学的校长竟连自己也保护不了，把一堆支离破碎的独立思想和文化梦想丢在了大海边。
    懵懂中看一百年青岛文化史，像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的豆腐皮，装在一个竹筐里却互不关联。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是两张皮；精英文化和市井文化是两张皮；主流文化和民间文化同样还是两张皮。偶尔表皮之间会有些甜面酱粘连着，但稍一用力便抖落开，各行其是，各走各的路。探下身子向深处看，独立思想和自由言说像贵金属颗粒一般稀缺，一阵海风刮过，踪迹全无。直到作家刘海军在故纸堆里翻腾出《束星北档案》，让20世纪最后40年人类理性与文明的光亮，恍惚映射在胶州湾海岸线上。
    青岛本土文化的荒谬，一如这个城市的开端。日耳曼文化与东洋文化涨潮一般涌上来，又退潮一般落下去，丘陵之上遗留下星罗棋布的建筑物和跌宕起伏的街道，弯弯曲曲的马路两边，槐树、法国梧桐、樱花树分别标志了城市的文化来源与脉络，也积累出城市文化性格。在王统照写作《沉船》的地方，作家尤凤伟续写着《衣钵》与《中国一九五七》，给《泥鳅》四散的城市，注解出连贯的荒谬性逻辑。
    搀扶起微弱的信念
    在和许多青岛人的记忆发生连接的1980年代晚些时候，上海路工人文化宫图书馆一个可以容纳上百人的房间，几乎成为了本地不安份的年轻人操练新思想的习惯性场所。不论冬天还是夏天，不论刮风或者下雨，在每周一个固定的晚上，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汇集到这里的熙攘人群，造就出了一个散发着具有冒险性混乱的思想论战的自由市场，贩卖些从存在主义到精神分析，到新小说，到魔幻现实主义，到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种种新鲜和已经不怎么新鲜了的学说。直到热情减退，主义让位给变化了的生存现实。这里也许不曾真正出产过独立思想，但却培育了独立思想生长的土壤，饲养出了日常化的自由言说表达的环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后来现实的遭遇如何，青岛这个普及性的文化讲坛，都依然保持了基本的平民化存在形态，如同烛光，微弱地搀扶起不同夜晚的相同光亮。
    在青岛上海路的讲坛上，许多人已经永远消失了，这中间包括金又新、江涛、宫宸、陈少松、王照青等民间学人。继受尊敬的金又新逝世之后，2004年的9月5日，作家江涛在青岛工人文化宫这个有讲述传统的地方，做了题为《文化的尴尬》的最后演讲。四个月后，他默默离去。他们的存在，使得理想的烛光在青岛所发出的光亮，长时间被记忆。
    城市或者可以温柔存在
    2006年10月，一栋19层的青岛大酒店被用一百万人民币炸掉的时候，一个叫库尔特·罗克格的德国建筑师正被青岛的历史研究者发掘出来，“全国第一爆”的煌煌场面被新浪网大规模扩散，三秒钟，62米的高楼灰飞烟灭，令人感慨高科技的不凡。
    消失的青岛大酒店，存活的历史不过20年，更早些时候被拆除的汇泉青岛体育馆，活在这个城市的日子也很容易计算出来。同样的死亡例子，还有城市东边的远洋酒店和西边的铁道大厦。
    库尔特·罗克格死的很早，他当然不知道他曾经参与建设的城市，后来可以这样大手笔地推翻历史，否则，他大约就不需那么费力地去推敲他的设计了。问题是，这个设计了青岛第一个音乐厅，第一个医药商店，第一个旅游公寓，第一个政府教堂，第一个俱乐部的建筑师可能始终不明白，即便是现在的人们不打算把建筑当艺术品了，可如此折腾钱的做法，不知道是不是在和自己的钱包过不去。
    依照简单的市场原理，解答罗克格的困惑好像不难。经济的倍速增长，产生了新的利益空间，刺激了城市建筑商品新陈代谢的加快。这样看，当年张元《回家过年》里面的陶兰，出了监狱找不到自己的家，也就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可问题也恰恰出在陶兰才几年就找不到家的窘迫上。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辨别失措，也不仅仅是个人记忆的被分割，更在于整个城市情感、经验、习惯和传统的被颠覆。
    毫无疑问，不论是对青岛还是更多的城市，记忆都是一个顺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把所有的过程都剔除了，城市也就失去了灵魂。一个没有了被传统和记忆温暖着的城市，仅仅是个美丽的外壳，没有多少人会喜欢。
    匍匐在真实呼吸中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八大关成了青岛的流行标签。但八大关的故事，却始终背影模糊。远去的故人带走的不仅仅是一些清晰的呼吸，还包括曾经弥漫在街市中间的气度、气质和气氛，包括温文尔雅或者相濡以沫，包括忠贞不渝。
    八大关形成于1930年代，期间沈鸿烈主政的国民政府将城郊近千亩区域规划为“荣成路东特别规定建筑地”，规定建筑密度须控制在50%以下，同时严格保护并持续增植绿地，沿街院落采用透空围墙。许多中国规划师、建筑师与一些外籍建筑师一起，陆续完成了这一区域的规划与建筑设计。其间中国建筑师作为专业主导者，为八大关的规划，奠定了科学、先进、有序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八大关区域修筑大约十条道路，均以军事关隘命名，沿街200多栋别墅建筑，包括了欧洲古典主义、现代主义、中西混合等多种式样，获誉“万国建筑博览会”。不同道路植有不同树木，例如韶关路春天盛开的碧桃，正阳关路夏天怒放的紫薇，居庸关路秋天金黄的银杏等等，形成了地势、街道、建筑与植被四季分明、唇齿相依的生动景观。
    作为地名称谓，八大关的流行叫法在1940年代末形成。档案检索发现，八大关一说最早出现在1948年9月的青岛《民言报》。1950年代这里开始建立海滨疗养区，1957年3月编制的《青岛市城市初步规划》，正式确认八大关、湛山一带为疗养区。
    在八大关20世纪的漫长记忆中，数不清的历史人物与这里发生联系，前50年包括蒋介石、汪精卫、王正廷、韩复渠、吴郁生、何思源、赵太侔、周志俊、蒋百里、邵式军等等；后50年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叶剑英、彭德怀、刘伯承、李四光、郭沫若、茅盾、曹禺、刘海粟等等。这让这个季节性休闲区域的演变史，充满了传奇性的惊心动魄。
    1979年7月26日晚，75岁的邓小平上海乘专列到达青岛。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到青岛，从火车站出来，他和22年前走的路一样，目的地都是山海关路9号。1957年夏天的那一次，他的邻居是刘少奇和周恩来。1957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入住八大关疗养区的客人，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引发了数以万计知识分子的颠覆性命运改变。接下来的1958年戊戌年，大跃进的热流，涤荡整个中国。22年之后，痛定思痛的邓小平，执意改变这一切。后来40年的实践证明，他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一条被中断的改革开放的探索之路。一路坎坷，却风光无限。
    人们描绘、记录、还原青岛，既是为了历史过往延续，也是为了现实的需要。一百年过去，石头垒起来的青岛就如同一场和宿命的奔跑，最终成为传奇，悬挂在旅行者的行囊里，空旷而飘渺。那些远去的过客，裹着一生的光荣与梦想埋入尘土，蓦然回首，竟然觉得仿佛似曾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