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随着《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审议，乡村振兴话题备受媒体关注并热议。
    谈到乡村振兴，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乡村振兴的本质是什么？所谓乡村振兴，一是离不开人，即农民或新型农民；二是离不开土地与产业，即农业及相关产业等；三是离不开农村的环境与文化建设。可见，乡村振兴的本质，仍然是更好地解决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甚至是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陈锡文近日指出，解决“三农”问题要靠城镇化，但不能只靠城镇化。认为只要让农民都进了城，“三农”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这样的看法不符合我国的实际。美国人口3.2亿，不足我国的零头；日本人口1.2亿，不足我国的十分之一。即便我国乡村人口比重降到30%以下，但乡村人口总量仍将达到几亿人。因此农村发展除了借助外力之外，还必须发挥自身内在的活力。如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解决更多农民就业问题、农民返乡创业等等，都是积极的方式。
    据最新消息，2018年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20亿元，分层分类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0万人以上，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对于乡村振兴与三农话题，笔者一直关注，十几年前就这一话题采访有关专家学者代表与委员，并撰文“工业化进程的必经阶段——学者企业家探析‘三农’问题深层次原因”。
    时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的学者房宁在当时指出，“三农”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城乡差别问题，而城乡差别本质上是一个马太效应现象。马太效应就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资本运行有其客观规律，某个地区资本周转率越高、利润率越高，资本就往哪个地方集中，反过来一些地方资本周转慢，利润率低，就无法吸引资本。城乡差别问题就与之有关。农村资本利润率低，所以农民、农业、农村积累一点钱，也会被工业、商业等吸走，所以城乡差别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是全世界工业化的一个规律。房宁强调，从经济规律理性看待“三农”问题，既要看到“三农”问题的紧迫性，同时也应看到“三农”问题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性的问题。
    事实上各国工业化之后，都存在“三农”问题以及乡村振兴问题。据了解，英国实行工业化之后，农村凋敝，当时主要措施是从印度进口粮食并转移人口，如澳大利亚就是当时英国流民的流放地。美国农业在二战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60年代农业物理革命，实现机械化生产；70年代化学革命，使用农药、化肥，提倡化学农业，提高单位面积产量；80年代生物革命，提倡生物农业，包括优良品种、减少农药的使用量；90年代生态农业，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平衡。现在发达国家主要是以工补农，同时利用全球化的市场。
    日本也不例外，上世纪50-70年代，日本经历了剧烈的城市化，年轻力壮的农村人口被城市吸走，村子只剩下老幼病弱，政府招商引资，工厂污染，垃圾包围。但现在的日本乡村似乎已近“世外桃源”。
    可见，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问题，因此乡村振兴问题也不是一个孤立封闭性的话题。农业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问题，这些都迫使我们不得不正面这些话题，农村凋敝，百业凋零，这应该是值得预警的画面。
    当前国家将乡村振兴提到战略性的高度。城乡一体化发展也被专家学者普遍呼吁。事实上，以工补农、反哺三农也是国际上普遍经济产业发展规律，值得借鉴。与此同时，生态农业的发展以及当下产业融合的新趋势，都给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带来新的机遇，国外以及国内发达地区对当地产业、自然资源、文化遗产的保护等家乡重建的经验也是值得学习的。
    有观点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乡村振兴不仅是一个经济命题，更是一个文化命题。上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生就提到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乡村是本，都市是末，乡村原来就是人类的家园。的确，乡村振兴的本质仍然是解决“三农”问题，但是解决“三农”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更是一个文化回归新生与重新树人的问题。从经济与文化的战略高度来看待中国的“三农”问题，来推进乡村振兴，或许将会产生新的思路与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