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出席某论坛发表演讲时表示，“自信是必要的，但多跨出一步就是自傲，中国远远不到自傲的时候，其实远远也不能自傲，虚心一定会使人进步。”
    人均GDP按照最新汇率计算，中国刚刚超过9000美元，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4万美元以上，美国是5.8万，欧洲几个国家超过8万美元了。因此，刘世锦认为从整个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现在仍然是个追赶者。
    事实上，如果按照人均GDP计算，去除通胀因素，中国当前与1975年日本的水平相似。中国不管是从发展水平还是面临的问题，与日本20世纪70年代处于相似的状态。
    1977年，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曾写过一篇论文《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后来出版发行，主要是研究了日本“高速增长诸条件的消失”，进入停滞膨胀的时代，也就是从高速增长转为“稳定增长”。他认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包括劳动力供过于求以及相应的低工资、高储蓄率、有利的汇率水平、低利率政策、政府促进出口的各种刺激措施等等。
    但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了1970年代后期，除了政府广泛的行政指导与高储蓄率因素可能继续存在，其他有利条件都将消失，而且日本面临不可避免的物价上涨、环境保护等新问题，日本国民对社会公正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会更高。
    对比日本1970年代的情况，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在消失，诸如人口红利减少、汇率升值、出口环境恶化、高成本与物价上涨、环保约束等，政府工作转向满足新时代国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因此，中国政府提出了高质量发展，希望能够解决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并走上高质量、高效率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正面临一场艰难的转型。要想赶上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不能对中国现在所处的位置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位，我们很容易在封闭的环境中故步自封，错失了经济转型升级的机会。目前，中美就贸易问题达成了双赢协议，中国应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国家的改革与开放，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确，中国也存在日本当年所不具有的结构性优势，比如中国直接跨越固定电话进入移动电话时代，并可能在物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领先，中国也面临直接跨越传统汽车时代，在新能源车时代实现赶超。与此同时，中国也具有巨大的市场优势，13多亿人口组成了全球最大的市场。
    但是，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更大。1970年代的日本已经拥有世界顶级企业群，品牌影响力与欧美等西方国家没有差距。现在，中国几乎所有产业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能够掌握的核心技术很少，国际品牌就更少。这说明中国产业水平普遍偏低，但又失去了成本优势，效率相比发达国家依然低下，2015年，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7.4%。
    中国经济主要以规模取胜，而不是基于技术的竞争力。在这种低水平的规模经济基础上，很难实现弯道超车。中国只有强化传统部门的创新能力，并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经济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几乎不可能通过某个领域的弯道超车而带动整体上的经济转型升级。
    因此，中国应继续推进深入改革。首先，建立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机制，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生产效率的低下，主要是资源配置不够优化，必须通过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才能提高整体效率。其次，就是要尽快建立以法治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系，缺少法治的保障，企业与企业家就会倾向短期化的决策，而不是投入到创新活动中去，比如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味着研发投入没有保障。在法治之外，市场经济体系也必须建立规则，信守规则，没有规则会阻碍市场整体效率的上升。
    最重要的是，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以及法治捍卫市场运行的前提下，必须强化竞争，只有自由竞争才能促进创新，促进效率，促进质量。应当说，目前中国市场由于供给过剩的确存在激烈的竞争，但是，由于供给结构失衡，供给过剩主要是中低端商品，使得竞争处于低水平重复状态。所以，为了促进高水平竞争，必须开放市场，引入外国投资与境外商品，倒逼中国企业转型升级，而不是只会打价格战与营销战。最终，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慢慢追赶发达国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