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天津正式对外发布“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大幅降低人才落户门槛。按照规定，本科生40岁以下，硕士45岁以下，博士不受年龄限制，只要持身份证、学历学位证，即可办理直接落户。这一新政迅速激励了很多人前来天津落户，一时间相关部门门外排成长龙。因为天津靠近北京，又是直辖市之一，所以产生的影响超过了此前宣布落户新政的西安等城市。一些在北京市没有户籍的人也希望走迂回路线，解决户籍问题。
    但根据报道，很多人的赴天津落户之旅并不是一帆风顺。虽然按照纸面规定，只要有学历学位证就可以落户，但在办理过程中，人们又发现在天津市有工作单位似乎是一个必需的前提。这就令那些在天津无住房、无工作、无社保记录的人面临难题，有的人最后索性放弃了落户天津的打算。这说明出台相关政策时，对于细节要求披露的情况不够，可能是城市管理者面对吸引人才压力迅速地做出了一个决策，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细节问题时，又需要另外做出附加规定。这种模糊性说明行政决定的透明性和完善性还需要提高，同时，重大的新政出台最好是有一个准备和过渡期，而不是飞速决策、立刻执行，这很容易给民众生活造成冲击。
    天津等城市出台的落户新政，也被置于“抢人大战”的背景之下来看待。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并不严重，相反，毕业生广受欢迎，各个大城市频繁出台落户口、住房补贴、安排工作等等的福利，以争取人才前来本地落户。从好的方面而言，这说明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之下，城市管理者更加重视未来的人力资源储备，更加重视人才对于增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性，这种思路的转变具有积极意义。但也有观点认为“抢人”的背景是为了房地产市场考虑，希望通过吸引有巨大购房需求又有相应承受能力的年轻人前来，以促进本地楼市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大城市是瞄准了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们的未来投资潜力。学历和学位证书成了某种能预示未来购买能力的证明，而得到了城市管理者的看重。
    然而，这背后显然隐藏着一个问题，这也是户籍改革长期以来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户籍改革的推动力总是城市自身的利益，总是自身的发展需要，而没有尽快地从“利益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无论是想吸引高端人才还是想吸引有购房潜力的人群，城市的考虑总是新政能现实地带来多大利益，如果带来的利益不大或者没有，就不会考虑这样的新政，同时还会以财政、资源承载能力不足等理由来延缓户籍改革。从落户者角度来看，他们往往需要向城市证明自己的能力，以换取户籍待遇，比如要在目标城市里有工作，能够给城市带来税收收入、投资机会等等。这就在无形中把一个权利赋予的过程变成了利益交换的过程。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一方面，即使是落户的年轻人，仍然对大城市有疏离感，无法产生家的感觉，并会始终思索自己从这里得到了什么，也可能无法得到公平的机会，这不利于提高年轻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那些无法向城市证明自身实力的人，也可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比如同样在城市里勤恳工作，甚至缴纳了大量税收，只是因为没有相关学历，就始终无法落户，落户的机会反而被有学历者挤掉，这也会损害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对城市的归属感。按道理落户的机会应该更多地考虑对城市的贡献，而且要做到对不同年龄层人群之间的均衡待遇，不能只看重年轻人而牺牲那些已经为城市做了很长贡献的人。
    归根到底，户籍改革还是要从权利本位这一角度入手，对于长期居住在某个大城市并持续地为其奉献的公民，应当公正地给予其户籍身份，以稳定城市居民队伍，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挑战。这应该被视为城市长期居住者一种应得的权利。改革开放40年来大量农村人口为城市奉献了青春和血汗，让他们市民化，留在城市里，是对他们所做出的贡献的一个公正回报，也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开拓并巩固广阔的国内需求市场，提升未来增长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