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1994年由“财政包干”转向“分税制”。那次改革意义很大，基本实现中国近代以来税赋体系的转向，摆脱了过去传统的农业社会静态产品税取向，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动态变化的增值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此后，2008年企业所得税统一，2016年营改增扩围，所有财政支出统一到预算内，建立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没有陷入所谓的“多中心国家主义”的财政金融混乱，而是以强国家和有效政府为方向，以加强中央财政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为中心。从结果来看，自税改以后，中国经济秩序大大改善，经济效能大大提高。从改革路径而言，那次改革遵循了循序渐进的原则，以增值税为改革方向，既符合中国经济当时的现状，又有国际经验可以参考，实际上是向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增税。但由于当时的条件，以及社会财富积累的实际情况，我们并没有推动房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资产税收。此后，健全这些税种一直是税收改革的方向，财政部门一直在做准备。
    循序渐进的改革强调阶段性的改革任务。阶段性改革任务的完成，意味着新阶段的到来。去年营业税改增值税转型扩围完成，营业税正式成为历史之后，财税改革新阶段必然也就到来。正如肖部长所言，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赢得主动，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建立一套更完备、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如果说，上一阶段财税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框架，那么，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制度基础。
    具体到改革的措施而言，税收要从过去的增值税为主，走向包括房产税、遗产税等的资产税收体系。政府间财政关系而言，要进一步健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不仅共享税比例要合理调整，更要在税种上进行划分。这同样意味着，要征收属地性很强的资产、资源等税收，从而保证地方政府的财力。
    从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看，企业高杠杆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是突出的风险。在实业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债务杠杆不断推高的同时，金融资本则大量地在金融行业内“空转”，出现了各种资本套利模式，出现了资本疯狂追逐资产的投机潮。除了一般的经济因素以外，现行财税体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主体税收过度依赖企业增值税。根据中国财政科学院副院长白景明的研究，制造业长期占据全国税收的最大比例，2009年达到了近39%；虽然近年已经有相当幅度的降低，但去年也达到了31%。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总额近22%，而一般OECD国家平均为9%。实业企业税收过重，同时又缺乏针对资产收益的税种，在这两种因素作用下，大量资本热衷于炒资产是一种必然的投资逻辑。
    所以，说财税体系改革是最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并不为过。所谓的现代治理体系更强调治理本身的引导作用，税收确定了政府的权责利能。在既有成果之下，坚持现代财税体系的改革方向，才能收现代治理体系之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