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举行的秋冬季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新闻发布会上，环保部首次提出了量化问责概念，问责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个城市，将结合发现问题的数量对准区县、地市，最高将问责地级市委书记
    量化问责的提出，无疑是问责制度化的破冰之举。不仅明晰了问责的启动标准——如排名后三位且大气质量改善目标比例低于60%的问责副市长，低于30%的问责市长，不降反升的问责市委书记，什么问题可以问责到什么层级，一目了然；还将问责的层级也提高了：副县（区）长、县（区）长、县（区）委书记；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地方的主要领导都纳入了问责对象。
    问责治霾不力，此前多针对的基层部门官员。有些基层官员为何会怠惰？不排除有的是个人问题，但更多的是当地治霾考核上压力传导不到位所致。
    问责治霾不力，不能只挑软柿子捏，治霾的责任链条应当是个倒金字塔，越到上面责任越大，让地方主要负责人为治霾担责，这是责任型政府的应有之义。
    量化问责，解决了向谁问责的问题，而这样的“责”该怎么问，同样需要关注。
    针对治霾不力，如果对负责官员“罚酒三杯”，一纸不痛不痒的处分，甚至止于自我批评、检讨，那可能只是让有些官员“丢面子”，震慑大打折扣。问责，需要动真格。对于相关责任官员，该降级的降级，该撤职的撤职，该依法追究失职渎职的就该严厉追究才行。要让官员明白，铁腕治污，就是从铁腕问责开始。
    因而，在量化问责迈出治霾问责制的重要一步后，接下来，依据环保部提出的量化问责要求，各地也宜制定相应的问责办法，明确不同的情形之下，地方主政官员治霾不力应该受到什么处理。总之一句话，治霾问责制，从向谁问责到所问何责，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