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如波涛起伏，企业成本随之涨涨落落本是自然现象。真正需要辨识和重视的，是被非经济力量扭曲的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因为其中隐藏着经济运行的病灶。
    近期一大热点事件是化工、有色、资源类商品价格大涨。螺纹钢、煤炭、稀土、基础化工品等基础性工业资源，纷纷走出了一波波澜壮阔的涨价行情。反映在7月数据上，同比来看，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增速已经连续三月录得5.5%，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业，分别上涨32.3%、12.7%和10.9%；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分别上涨27.5%和8.5%；此外，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价格同比上涨7.6%。上述六大行业合计影响PPI上涨约4.4个百分点，占总涨幅的80.0%。
    这是工业品的价格重新发现、向正常水平回归。前些年的粗放式扩张，实际上人为形成了低于合理水平（即扭曲了的）基础工业品价格。如今，随着去产能、环保限产等政策的推进，产品价格出现恢复性上涨。同时，对应的股票价格也在上涨，这都是正常的经济信号。
    不过同时，下游制造业企业成本上升，压力显然因之增加。国家统计局的CPI数据显示，下游的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幅度仍然较低，说明涨价向下游传导不明显。
    这就引出一个话题：在工业品涨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的“降成本”。
    我们认为，“降成本”不能机械理解。正常的成本起伏，行政之手不应干预；真正需要消灭的，是扭曲和低效。寻求下游企业的降成本之道，应该从这里着手。
    实际上，“降成本”的效果已有一定显现。随着全面推行“营改增”、简政放权取消部分审批事项、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等举措，企业成本有所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我国工业企业去年末每百元营业收入的成本为85.52元，同比下降0.15元。此外，2017年4月~6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组分赴东北、东部、中部、西部等九省实地调研，新完成的报告《降成本：2017年的调查与分析》显示，从每百元营业收入中营业成本额这个指标看，2014~2016年，三年分别是76.76元、76.42元、76.33元，同样表明整体上样本企业成本略有下降。
    但报告也指出，有些成本下降很艰难。报告称：与减税降费见效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推进“放管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难度大、见效缓慢且后续改革繁重。虽然全国上下在积极深化“放管服”改革，重点围绕投资、生产经营、市场准入、资质资格、进出口、创新创业等领域，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但由于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晰、中介收费不规范、信息不对称、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依然存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含经济、时间和机会成本等）的空间依然很大。
    制度性交易成本遍布企业经营的许多方面，例如：上游能源资源垄断带来的高价格；国企挤占信贷额度导致的融资成本高企；高房价推高了企业人力成本，而高房价背后是地方行政之手（土地、收益需求）因素；非税收费难减；行政审批的直接成本和时间成本等等。
    工业品价格上涨反映出前些年的价格扭曲正得到矫正，而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暗藏在经济运行的若干环节中。清理这些高成本，需要正本清源，核心在于规范法治、厘清政府的权力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