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发现问题，地方整改不来真的，肯定过不了环保部这一关。继今年7月10日，环保部约谈河北衡水、山东淄博，河南荥阳以及山西长治高新区后，日前，又有四地政府主要负责人坐在了环保部的被约谈席上。与前四地被约谈原因一样，天津市东丽区，河北省邯郸市、保定清苑区、河南省新乡牧野区大气督查问题整改不力，问题销号率在“2+26”城市中整体偏低。此外，邯郸、东丽还有企业拒绝接受执法检查且性质恶劣。
    众所周知，现如今约谈政府一把手，通过对政府一把手进行谈话提醒教育，能够起到防患于未然之效。环境保护部早在2014年发布《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对环境保护部组织的环保约谈的定义、需要约谈的情形、约谈的对象、约谈的内容、约谈的组织形式和程序等作出了明确规范。这是环境保护部在总结近年来多地环保约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出台的又一项具有示范性、导向性的有效措施。现在，环保部门之所以能对污染频频亮剑，之所以敢对污染主体约谈“说不”，是因为新环保法在背后撑腰。公众渴望看到这部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亮出“牙齿”，让环保执法真正硬起来。
    应该说，环保部门就环境治理不力约谈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或相关负责人，是我国环保执法的一项工作机制创新。一方面，约谈制是一项让约谈对象“既丢票子又丢面子”的制度创新，因为在约谈中，这些地方政府在检讨之余，还要在各大新闻媒体的镜头中“亮相”。在此种情景下，想必其内心一定感触颇多；另一方面，环保部对地方政府负责人进行时时提醒，随时敲打，政府一把手在约谈过程中不断查找自身问题，并在上级环境保护部门的指导下及时将出现的问题解决，将比发生重大环境事件后再查处责任人更有意义。
    自2014年下半年始，环保部以约谈并向社会公开的方式先后约谈了20多个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环保约谈体现了我国环境保护从“督企”向“督政”的转变。毫无疑问，这个环保思路是对头的，它显然是切住了问题的症结、把准了顽疾的病脉、抓牢了解缓的“牛鼻子”。一方面，环保约谈打的是有准备之仗，环保部门事先对接受约谈的地方的环境管理多是摸清问题、找准原因、开好药方。指出问题有的放矢，剖析原因一针见血，分析根源要直击要害，无疑让被约谈的地方政府负责人脸红、出汗、坐不住，真正有所触动；另一方面，面对环境违法行为的高发态势，地方政府不能将环保约谈仅仅当成提醒教育，不能认为环境保护最好是他人承担义务、与自己无关，对仍然没有进行有效整改的，及时启动问责机制，追究地方政府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用实质性的震慑力确保约谈取得实效。
    “约谈不空谈，环保才不难。”要想让环保约谈成为一记响亮的警钟，只有警钟长鸣，地方政府治理区域环境问题才更有价值，才能真正建立环境保护高于一切的意识和行动自觉，达到环保促制度，制度促环保。一方面，地方政府不能离开环境保护谈经济发展，将环保所指向的长远利益与自身眼前利益割裂开来，将环境保护部门看成软弱可欺。约谈只是第一步，要使其不沦为空谈，就需要完善政绩考核体系，改革优化各种法规，细化相关程序，形成最严格的制度；另一方面，要让环保执法有章可循，成为硬彬彬的制度措施。如在约谈后，应及时启动问责程序，形成约谈“后监督”，对那些无动于衷或者限期整改不力的企业和地方，施以最严厉的处罚并公之于众。环保约谈的作用，不应该仅仅是教育警示，只有环保部真正“敢于碰硬”，环保约谈才能成为治污猛药，才能真正解决地方政府在环保方面的“不作为”。让蓝天白云永驻天空，这不应成为公众长久的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