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时期，中国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因着一个“雄安新区”而声贯四海，名扬五洲。针对雄安新区建设的重大意义、战略机遇、发展前景等方面，来自官方部委、科研机构、院校学者等各界专家皆从多个视野、角度、立场进行剖析、解读与预判，那么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形势深刻变革、经济结构与产业发展重大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处于重要转型期与调整期的新形势下，中国部署雄安新区建设究竟具有何种战略意义？对未来中国发展具有何种重大影响？又会带来哪些重要发展机遇与机会呢？
雄安新区建设是从沿海发展转向内陆带动“新引擎”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极大地提高经济组织效率，充分地发挥了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潜力，加之市场需求的短期、产业基础的薄弱、人本要素发展的激发等多种条件作用下，中国的经济实现了长达数十年的高度发展。而从经济发展规律与发展实践看，中国通过开放沿海城市实现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符合工业经济就是“蓝色文明”的发展理论。比如，1979年深圳、厦门、珠海、汕头4个城市成为开放试验田；1984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大连、秦皇岛、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1990年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实践看，通过开放得到快速发展的沿海地区经过一定阶段的高速发展，出现了要素资源供应紧张、生产成本上升、生活环境恶化等问题，必将严重制约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更会影响全局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中国经济必须启动“新引擎”，这应该是雄安新区建设的又一个重大意义，那就是要开启中国经济引擎的新模式，那就是从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转向探索内陆地区带动的新阶段。
    从全球经济发展来看，目前全球产业链分工主要是消费国、生产国和资源国构成，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是典型的消费国，中国、日本、印度是生产国，沙特、伊朗等国家是资源国。全球经济面临转型期，一是发达国家产业加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主要是消费国粗放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二是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新兴经济体群体崛起将更加明显，使国际力量重心由发达经济向新兴经济加速转移；三是新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市场的影响加深，经济信息化加速发展，由于科学技术创新对传统产业高度渗透，促进产业转型，带动经济发展。这种全球化的经济结构与市场供应的转向，恰恰与中国当前处于的市场及产业结构转型有着很强的相似与默契，一方面我国沿海城市长期高速发展积累大量资本、技术、产能等要素，同时又出现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高、市场需求下降等制约；另一方面，中国中西部内陆地区劳动力富余、市场需求与产业需要旺盛，而且近些年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加强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人才流动等条件改善也为沿海地区产业向内陆转移提供支撑。因此，全面启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并作为新一轮发展引擎，将是中国应对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东部西进产业转移的重要战略。而雄安新区建设也必将成为这一战略的又一“实验田”。
雄安新区建设是从区域发展转向协同发展“新样板”
    长期以来，无论是某一地区的发展，还是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发展，都注重本地区要素、资源与市场，或者以某一城市的龙头带动，实现区域经济的带动发展，经典区域发展理论把大城市当做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是以超大城市北京和上海为例，北京、上海与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上海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有正向的带动作用，而北京对周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负向的空吸作用，形成了周边贫困带，这主要是由于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科技等各类资源的唯一综合垄断体，已经超出了作为一国首都所应该垄断的范围，而且近些年的京津冀一体化，对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带来的效果不大，比较有代表性的即动批、大红门批发市场、北京现代四工厂，以及中关村-滨海新区-保定关于创新共同体的构建等，部分教育、医疗机构以建分院的方式首先布局北京郊区，还未离开北京。同时我国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区域发展不协调，各类资源被沿海地区所垄断，造成贫富差距加大，区域发展无法带动全国经济协调发展，而雄安新区建设则会从根本打破这一发展方式，真正实现打破行政管理、打破地区壁垒、打破市场分割的多区域协同发展的样板。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即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实现科学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实现京津冀地区资源、要素、市场协同、互动、统筹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全国示范，而雄安新区的建设就是要全面承担这些功能和作用。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不同于长三角的“上海龙头带动模式”，也不同于深圳、广州、珠海各领风骚的“珠三角多边模式”，而是要通过北京要素疏解、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实现三地协同发展。三地的定位为北京是疏解、天津是承接、河北是治霾，北京有“大城市病”，需要将低效益的经济部门和低辐射的公共事业部门转移出去，天津和河北则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在此情况下建设雄安新区，旨在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空间，培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生极。雄安新区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规划建设雄安新区，使聚集在北京的研发资源适度向该区域分流，同时带动相关产业落地，有助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共同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有助于加快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提升河北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培育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有利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雄安新区的建设有利于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是从区域发展转向协同发展的“新样板”。
雄安新区建设是从产业支撑转向产融发展“新高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主要依靠产业项目投资动力带动经济发展，在发展初期由于市场供应的短缺形成了对产能的需求。因此，通过依靠项目投资成为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一旦市场需求下降或需求与供应不相匹配，必定会造成产能过剩或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用产业项目投资的手段不仅不能维持经济的快速发展，还会带来供应过剩、经济下滑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从中国发展现实来看恰恰验证了这一点。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产能过剩、库存过大等问题的出现，足以说明中国经济必须从过去的“产业项目阶段”转向“产业带动阶段”，也就是说必须要统筹性、全局性的衡量企业与产业、产业与市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必须考虑，单一产业发展必须要向产业融合发展转变，要通过产业和政策融合、产业和产业融合、产业与金融融合、产业和城市发展融合、产业和社会趋势融合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社会需求之间的互动发展。笔者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也应该成为中国经济从产业项目支撑转向产融发展“新高地”。
    产融发展在雄安新区的建设中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产业和政策的融合，“十三五”期间，我国体制机制改革全面启动，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而中央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二是产业和产业的融合，几十家央企制定落户计划来支持雄安新区的建设，新区的建设促进了产业集聚，有助于产业延伸产业链，以“互联网+”为例：“互联网+旅游”“互联网+物流”“互联网+医疗”等等产业的融合，促进了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了新经济发展时期的传统业态融合发展；三是产融融合，即产业和资本的融合，雄安新区的建设目前还没有相对完善的投资模式，在此阶段PPP模式在新区行政体制机制改革、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创新将发挥巨大作用，为政府和社会资本、企业资本以及天使投资的合作提供了机会；四是产业和城市的融合，可将雄安新区比喻为小城市，京津冀为大城市，大城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向小城市转移，解决大城市生产、生活成本高以及生态环境等问题；五是产业和社会趋势的融合，京津冀地区有大量的高端人群及财富的聚集，雄安新区的建设促成产业聚集，产业需求促使京津冀地区人才和财富向新区靠拢，进而促进新区产业更好的发展。
雄安新区建设是从经济增长转向创新发展“示范区”
    党的十八大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那么，如何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涵与重大意义？就要必须深刻把握“新发展理念”内在关系与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理论逻辑，全面探索“新发展理念”在发展建设过程中的实践运用。新发展理念是一项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与伟大的创新理论，也应该成为指导、带动、应用到具体发展过程中的实证实践。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雄安新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的建设要求，笔者认为，雄安新区作为全国首个新发展先行示范区，其发展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创新是驱动力，一方面，雄安新区的建设将促进产业集聚及高端人才汇聚，有利于产业的创新转型；另一方面，雄安新区将沿海发展转向内陆带动这是体制的创新，雄安新区的建设打破原有的思想禁锢(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旧思维、旧模式)，通过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创新设计，形成利于新区新形势发展的合理制度，同时加快了技术、业态、商业模式的创新。二是协调发展是保证，针对京津冀地区而言，北京需要将低效益的经济部门和低辐射的公共事业部门转移出去，天津和河北则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雄安新区的建设承接了北京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带动河北省经济发展，促进天津省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了周边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了京津冀地区的协调发展。三是绿色发展是内涵要求，雄安新区的建设对绿色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并起到示范作用，带动河北省甚至华北地区其他城市成功转型，摆脱原有的依靠传统制造业的产业发展困局，解决当前雾霾及环境治理的重要难题，从而为全国经济寻找动能转换的突破口。四是开放是保障，雄安新区还是一张白纸，新区的建设有助于重构市场结构、产业选择资本、产业价值再造。同时，雄安新区位于京津冀腹地，区位优势明显，其建设也将向着自由贸易区、国际产业合作区、人才聚集区等“高水平提升”。五是共享是目标，共享将贯穿到雄安新区发展的全过程，例如新发展模式的探索将为我国其他城市的发展提供可复制的模式，雄安新区的建设必将做到发展平台建设、公共产品与社会服务提供、发展资源公平化分配、发展机会平等化创造、发展成果与成就等共享，从而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公开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综上所述，雄安新区建设绝不仅仅是一城之发展，也不是一时一区之发展机遇。雄安新区建设应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也是中国阶段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中国应对当前发展形势的实验田，也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新样板。
    （作者系北京新发展产业创新战略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