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开始的国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如今改的怎么样了？新京报记者统计的结果是：薪酬不但没降，反倒升了。
    根据上市公司年报公布的数据统计，从2014年中央提出国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到现在，国企董事长平均年薪呈现出上升态势，从2014年的79.2万元，上升至2016年的81.22万元。
    当然，也有的公司确实将国企负责人薪酬调低了；但这其实并没有什么，一是本来就高高在上，再降点也仍然鹤立鸡群。比如最高的是方正证券董事长职位薪酬568.1万元。只是与2014年雷杰担任董事长时的722.47万元相比下降了超两成。
    第二种“没什么”就颇为高明，用“失之东隅，收之桑阴”的转移法确保荣华富贵。在薪酬下降的同时，不少国企开展股权激励，给董事长输送股权。于是，董事长直接持有股份的上市国企占比在不断上升，变薪酬为财富。
    比如，凯龙股份董事长邵兴祥从上市公司领取了51.42万元的薪酬，虽然低于在上市国企实际领取薪酬的董事长平均薪酬，但邵兴祥在上市公司凯龙股份持有1334.28万股，占比15.99%，以2017年4月14日收盘价计算，邵兴祥持股市值已达9.35亿元。
    邵兴祥并不是目前国企董事长中持股市值最大的。大豪科技董事长郑建军持有6549.84万股，市值达到了20.9亿元。
    数据的扎眼，让人怀疑薪酬制度改革到底要改什么？
    从2014年开始国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要改什么？毫无疑问，要改国企负责人薪酬过高的流弊。当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深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逐步规范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到2015年，各地比照央企薪酬制度改革，相继推出了本地区国企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在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中央反复强调要降低收入差距，而改革国企负责人薪酬制度，其主要着眼点，无非是将国企高管们的高高在上的薪酬降一点，为缓解全社会对收入差距悬殊出一点力，还能是相反吗？
    但改到眼前，结果却是相反的。如果你说它“存在即合理”的话，那似乎只能有一种解释：国有企业中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的薪酬，比不上市的国企总经理的低，所以如果要降薪的话，不应该先从他们头上开始。但这不仅不可能，而且即便如此，就合理吗？年薪81.22万元，还低吗？果真会这样认为吗？
    包括董事长在内，国企的高官们千万别忘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原本属于全体国民，而经营管理权由政府代管而已。只是由于我国职业经理人事业不发达，政府代管弊端难免，政府通常从自己的官员队伍中选人派任。于是昨日的官员，一夜之间改头换面成了商人。政府官员一旦改到企业做官，名义上也算是“下海”了。既然到了“海”里，就要有下海的行头。尤其是有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比照，待遇的提高似乎是理直气壮；如果再到上市的国有控股企业上任董事长、监事长、总裁、总经理之类，通常要求的待遇标准会更高一些。但作为国有企业的董事长，自己也该心存一点感念不是？你这个董事长，比起人家私人白手起家打拼创业的民营董事长而言，辛苦程度能比吗？经营难度能比吗？人家是残酷竞争中优胜劣汰，你是垄断经营独此一家；人家单凭一己之力自生自灭，你随时有国家财政后盾支持不惧风浪，等等。所以，在薪酬方面，国企的高管们不应该有“向市场看齐”的私念。总不至于执掌企业人财物大权日久，就产生自己个人是企业主人的错觉吧？自己给自己加薪，自己给自己发股票，好意思吗？
    但有人好意思。一旦好意思，意思就能立即落实。因为与原有的国有企业深受行政管制相反，国企一旦上市，“独立经营”显得天经地义，其高管们的权力，只会变大不会变小。尤其是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此刻就左右逢源了：对于政府而言，有上市公司的自主经营权；对其他小股东而言，自己的大股东身份又能一言九鼎。可谓两头落好。此时的高管门要想给自己加薪，应该不是难为之事。
    薪酬制度改革，被解读为是对过去薪水高企的国企负责人的“限薪令”。但如今结局适得其反。这会造成什么影响？别说社会公众不满意，就是这些高管们的“同行”、在任的官员们也要抱怨了，恐怕也会一门心思往企业里钻。正好，据人民日报报道，在现在的官场里，时常可听到这样的慨叹：“如今当个干部，真没多大意思！”
    人民日报分析说，这是因为现在的“官帽”被戴上了“金箍”：收入没有外快了、办事不太方便了、出门不能抖派了、用权不许任性了。一些党员干部习惯了曾经的“宽松软”，对现在的“严实硬”反而有些水土不服。
    但是，如果要把这些官员调往企业出任高管，相信他们一定不会说“没意思”。
    上市公司董事长是否真“懂事”？大幅度授之以权以后，其自我约束能力可否仍社会满意？国家主管部门是否该管一管？期待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