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全国两会召开，同时3·15国际消费者权利保护日在即，打假问题再度成为消费者、企业家及法学专家们关注的热点。如何根治制售假货问题？对此，知名企业家及法学专家一致呼吁，“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应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并加重刑罚力度。
“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
    连日来，多名全国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治理假货问题发声。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提交《关于对制假售假行为加大打击力度的提案》，建议加重对制假售假的刑事处罚。
    7日，马云通过微博向两会代表委员重申了阿里将推动加重刑罚治理假货的决心：“我建议参考酒驾醉驾治理，设想假如销售一件假货拘留7天，制造一件假货入刑，那么我想今天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食品药品安全现状，我们国家未来的创新能力一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呼吁中，马云坦陈治假根本方法：对涉假行为的法律规定，很多国家奉行严刑重典，如美国，初犯10年以上的监禁，重犯20年以上，如此才有了今天美国的创新环境。马云认为，假如改变入刑标准，治理假货的结果肯定会大不一样，“社会会形成共识，司法机关有法可依，政府部门杜绝权力寻租；更重要的是这代表了我们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创新的决心和真正的行动，代表了我们社会的重大进步！”
    一周前，阿里巴巴集团向全社会公开呼吁：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加大打击制假售假的执法力度。
    对此，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前主席、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一天内两度发文力挺。他疾呼：趁此契机，请求人大尽快立法，并全民监督执法。不出3年，假货毒瘤一定能除。
    随即，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全体理事和中国绿公司联盟发布声明表示：“从这场对话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界在打击假冒伪劣、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创新基础的决心和共识……呼吁企业界坚守诚信，坚持从商正道，在任何时候向假冒伪劣说不，不制假、不售假，不与售假企业合作；我们呼吁政府重视提高制售假货的违法成本，推动司法进程；我们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合法的产品和价值创造。”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也力挺马云的呼吁，他表示，“假冒伪劣影响我们的行业、企业有序发展，更影响中国的国际化形象，也是阻挠商业文明和创新的毒瘤，对此我们坚决抵制。”
    全国政协委员徐洪刚赞同借鉴酒驾治理的方法，他表示，要在加大监管力度的同时，加大对制假售假行为的处罚和打击力度，“可以参照公安机关对于酒驾的严厉惩处来处置制假售假，使得制假售假划不来。”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表示，假货问题愈演愈烈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市场监管不到位，盲区多，死角多，导致制假售假违法活动被发现的概率低。二是即便制售假活动被发现，惩治力度太小，根本无法震慑制售假分子，对其所处的罚金相比较违法获利而言如九牛一毛。
    全国政协委员赵梅同样将治理假货上升到国家形象层面，并建议建立政府、企业、媒体、消费者共同参与社会共治的机制。她认为，假冒伪劣产品的存在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企业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更让国家形象受损，“打假”应该成为全社会共同拥护和支持的重要工作，加强政府打假、企业打假、媒体打假、消费者打假，同时支持职业打假，以形成多管齐下、合力打假的局面。
    8日，阿里巴巴付诸行动，再次启动诉讼，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递交诉状，将一家出售假货的淘宝店主告上法庭，索赔267万元，并要求其公开道歉。据悉，阿里巴巴内部已将起诉平台售假者定为一场持久战，开出了一串的拟定起诉清单，计划对售假店铺展开持续围剿。
制售假货成本低打假行动陷困局
    一直以来，打假行动动辄陷入困局，安踏集团提供的一个案例便是典型缩影：一名卖了上万双假冒安踏运动鞋的售假者刘某某，从2011年起连续被抓了3次，其中一次没收了设备，一次进行了罚款，最后一次判了缓刑。最终他一天牢也没坐，制假规模还逐年扩大，目前仍在制售假鞋。
    安踏集团法务部品牌保护周经理表示，鞋服行业受假货困扰多年未能根本解决，就是因为刑事和行政处罚制度的不完善，犯罪成本太低，难以震慑犯罪分子。安踏集团每年投入数百万元打假，但最终付出自由代价的制售假者寥寥。据了解，大多数制售假案最后都是缓刑判决。“细想很可怕，像刘某某这样反复被抓却判不了刑还一直在全国流窜制售假货的人还有多少。”
    根据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在“2017年度打假工作交流会”披露的一组数据：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刑事处罚率不足1%。阿里巴巴每年投入10亿元、运用最先进大数据防控模型的2000人专业打假队伍。但是，企业没有执法权，只能发现问题、下架商品、向执法机关报送线索，然后等待执法和司法机关处理。由于现行法律规定中对制假售假的处罚依据相对模糊，执法机关对案件定性难、定量难，立案后进入司法程序更难。
    “最终结果是刑事打击力度不足，制假售假犯罪成本极低，无法有效遏制制假售假在线下的泛滥和平台间的流窜。”郑俊芳说。
    还有这样一组数据令人惊愕：阿里巴巴抽取33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发现已判决案例涉及47人，其中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比例高达79%。例如东部某省一个销售假冒品牌女性内衣案件，法院认定其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元，属情节特别严重，判决结果为判3缓4。阿里巴巴表示，如果刑事处罚比例不足1%的事例一再发生，从根本上治理假货也就无从谈起。
完善立法加重刑罚链条各方齐抓共管
    面对打假的种种困局，近日，一场“惩治制假售假行为法律对策研讨会”召开。来自高校和执法一线的专家们一致认为，当前立法已经严重滞后，制假售假的犯罪成本和惩罚过低，导致假货分子“前仆后继”，建议从入罪门槛、举证责任和量刑标准3个角度切入，完善立法，对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罚。呼吁打假链条各方都需参与进来。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新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举例，“它的定量标准是什么？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才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5万元是一个死数字。1997年就确定的死数字，这么多年没有调整。打假形势日新月异，不能只考量销售金额，还可以考虑销售件数。”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阮方民也呼吁，突破旧法律框架，降低假货犯罪立案标准，鼓励受害单位、民间人士等搜集假货证据，帮助解决警力有限的问题。同时，为了让打假者无处可逃，他还呼吁各大电商应成立打假商业联盟，要采取统一的打假标准，“应避免因为阿里打假过严，导致售假者逃到其他网商平台去了，借机壮大了其他网商平台。”
    “为什么现在打假难、知识产权保护难？实际上很多是政府的事情，像福建莆田，白天是鬼市，晚上是闹市。”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余凌云表示，打假不能光靠公安一家来做，也不能只在特定区域严打，而是要推动打假主体多元化、治理范围全覆盖，希望中央有关部门来牵头部署打假相关工作，就像当年酒驾入刑一样高度重视假货问题。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认为，“打击假货不能一味地增加电商平台的责任，打击假货链条的每个责任方都应该参与进来，各自承担起责任。”打假应该通过《刑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上进一步完善，系统性解决假货问题。
    在谈到规定和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时，四川大学法学教授龙宗智认为，假货问题具有总体性，其治理又有复杂性，在司法实践中要善用，同时也要慎用举证责任倒置。
    最后，王新认为，从司法实践上看，缓刑的适用比重太高了，根据阿里巴巴披露的数据，其2016年推动定罪的制假售假案缓刑比例达到79%，“判了他还在社会上待着，还在干。”因此建议对于制假售假，应当严格禁止缓刑适用，同时可考虑对于累犯的制售假者，处罚其终身禁止从业。
    “我国有关部门应该以恰当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打假的国家决心。”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浙江省民法学研究会会长陈信勇在会上建议，需采取立法手段，对有关的法律制裁标准进行完善。另外完善在执法司法过程当中的一些机制。除刑事制裁以外，也要配合民事制裁，利用好民事诉讼的手段提高制售假者的违法犯罪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