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一系列新问题。中职协在一定探索的基础上，历史性地推出了《职业经理人资质评价与认证指引》（下称《指引》）。《指引》所包含的一系列创新点，既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在发展中的自信。”中职协高级顾问、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是在出席中国职业经理人协会举行的《职业经理人资质评价与认证指引》发布会时，作出上述表示的。
    刘伟分析了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如何处理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指引》的推出具有以下三点重要意义。
从需求端出发，合乎历史需要
    “当前，我们国家已经进入新常态，遇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中等收入陷阱也好，发展方式转变也好，树立新的发展理念也好……归根到底，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生产中最核心的部分要有活力，其他一切工作的发力点都在这儿。”刘伟说，“我们所说的需求侧管理，其核心是作用于消费者的所有制度、政策、改革举措；而供给侧改革的举措，核心是作用于生产者，这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
    “我们这里说的生产者，正是把企业、产业、劳动者等生产元素连接在一起的人，也就是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正如洪虎会长所介绍的，职业经理人是一个新的社会职业，是指企业经理人中实现了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又真正实现了职业化，形成的一种新的职业身份的称谓。”刘伟表示，“职业经理人不是一个简单的身份，也无法用单一的指标来衡量。”
    刘伟认为，中国历史发展到了新阶段，破解中国发展一系列难题的根本性举措，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既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传统的职业规定问题。如果不合乎历史发展之需要，仅从生产、培养人的角度出发，那么一切都将是空话。职业经理人也好，企业家也好，如何去引领、规范，让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中有效地成长起来，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中职协所推出的《指引》，正是从用人的需求侧出发，这对于培养职业经理人阶层，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都有巨大的意义。
将诚信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满足国家市场化转轨的迫切要求
    《指引》的推出，是我们国家市场化转轨的迫切要求。刘伟认为，转轨遇到的最大难题不是来自政策衔接、制度变化的不适应，而是文化道德的缺失。“传统社会，道德世界的核心是忠诚，而现代社会中，信任为核心的市场经济道德大厦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有不少企业经理人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出现了自私、不负责任、不履行承诺等败德行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国际化的推进，提高社会信用水平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共识。“诚信就是信用，而信用是一种制度”，《指引》里将“诚信”作为职业经理人资质评价的一项重要指标，满足了国家市场化转轨的迫切要求，对建立信用制度有积极意义。
大力推动职业经理人法制化进程
    “封建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身份来维系的。比如农民，祖祖辈辈在生产粮食的同时，也生产着农民；再比如一个人生下来就是皇帝，是因为他爸是皇帝，人的身份是与生俱来的。”刘伟说，现代社会是法制化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靠的是契约，在这样一个框架下，需要强调明确自身的权利与义务。”
    “由过去的身份制到现在的契约制，就是一个法制化的转变。”刘伟表示，“职业经理人是一种特殊的身份，也是一种叠加的身份，如果这种身份不和法制化联系在一起，没有公平竞争的、动态的运动调整秩序连接在一起，那就是封建的。”
    刘伟认为，中职协所提出的，对经过认证的职业经理人进行持续的、动态的管理，就是在推动职业经理人法制化的进程。“目前，推动职业经理人法制化进入到了关键时刻，还需要大力弘扬契约精神。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到公平、有效，才是保持权威性的根基。”
    刘伟还表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不要过分担心出现问题，“有的时候，问题才是最大的财富，现在遇到了多少这方面的问题，就有可能让我们在这一方面取得多少创新。”
    在发言最后，刘伟提到，中国人民大学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我们是从延安走过来的，带有红色基因，从延安宝塔山、清凉山到晋察冀、太行山，然后一路进入北京城，建校初期就是为了给党和国家培养接班人。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的摇篮，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重镇和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的高地，希望今后和中职协在各方面开展更为深入的合作。”（本文根据中职协高级顾问、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2016年12月10日中职协举行的《职业经理人资质评价与认证指引》发布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