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变成一个大问题？过去都说要防金融风险，现在对于这个问题更加重视了。最主要的一点，我们现在面对一个宏观经济里面的“风险性三角”，这是国际清算银行2016年上半年年度报告里面提出来的。
    简单来说在全球危机过去几年以后，很多国家的宏观状况都面临这样的挑战。所谓的“三角”，一是生产率、效率下降；二是杠杆率上升；三是宏观经济政策空间收缩。效率下降意味着回报在下降，风险在增长。杠杆率在不断的提高，意味着下一步要进一步拓展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了。全球危机发生的时候，很多国家同时采取了比较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稳增长、保稳定发挥了极大作用。现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也就是说决策者能采取的措施比较少。这三个放在一起，几乎是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面对的难题，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在中国尤其突出。
    增长减速是金融风险上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任何一个国家，经过长期增长以后，增长速度下来时，原来被掩盖的一些金融风险都会暴露出来了，这个很普遍。
    这次的增长减速是周期性的减速还是趋势性的减速？我认为值得担心的是我们现在的增长减速不是一个数字的变化，而是需要新旧产业更替的变化。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一方面是增长在减速，金融风险必然会上升。另一方面是需要新旧更替，新的要生长，旧的要淘汰。第三，我们确实在过去全球危机期间采取了很大力度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我们现在还在消化那一些政策的过程当中，也会导致一些金融风险。
    中国到目前为止似乎是唯一一个没有经历过重大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什么？最重要的因素是两个：一是高速增长。持续高速增长，把很多风险有掩盖住了。我们传统的说法叫做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我们90年代后期，银行的平均不良率是30%到40%，2016年却很好。经过20年的经济增长，这些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确实很成功。
    第二个因素，政府的管制和担保。每一个国家如果不良率有30%到40%，还没有发生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甚至没有发生银行危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国却稳住了。因为是有政府担保。
    这两个因素使得我们的经济一直保持相对的平稳。现在这两个因素都在发生变化，增长速度往下走，政府全面担保的做法已经难以为继，所以要走市场化改革。因此，风险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觉得我们需要对于金融风险有一些策略，这个策略里面其中包括怎样控制金融风险或者消化金融风险。我个人认为适度稳增长可能是有必要的，但是一定要把握住度。今天要稳增长，归根到底还是需要新旧产业更替，让新产业快速成长，但是更重要的要让旧企业很快的退出，去杠杆也一样。
    事实上任何国家要想这样做其实都比较困难，无论是新旧产业更替，还是去杠杆，最后的文章都要做在“僵尸”企业和国有企业改革上。“僵尸”企业占有大量的资源，一直不退出，使得我们的战略受到影响。“僵尸”企业的杠杆率72%，正常企业的杠杆率是51%，所以如果我们能把“僵尸”企业去掉，杠杆率就能下来。
    为控制金融风险，我们需要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因为首先，现在面对增长速度下降，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要求和前期的刺激政策导致的一些后果，近期的金融风险确实在上升，甚至可以说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上升。
    其次，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得益于第一是政府的支持，尤其是担保和干预。二是高速增长，但是这两个现在看起来都不可持续。
    第三，稳增长可能是有需要的。哪怕要处置金融风险，也需要有适度的稳增长的措施，但是目前我们更重要是要把握稳增长的力度。明年的短期增长目标，是不是能给我们适度地放松一些？中央说的“十三五”规划期间实现6.5%的平均增长，要把5年放在一起看，短期的增长目标如果越紧，我们越难腾出手来调结构，这样对于长期增长越不利。
    第四，消除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还是要靠市场纪律，打破刚性兑付。所有的矛头根本来源是稳增长升级换代，还是局部释放一些风险，保证我们的去杠杆，保持金融稳定，矛头都是指向现在还没有成功退出的很多“僵尸”企业，难点就在国企改革。
    最后是监管体制改革。现在很多关于监管改革，都是讨论机构怎么样重组合并，但是金融监管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么管的问题。现行的监管法律框架是分业监管，如果我们现行的监管法律框架不改变，这个之间的协调仍然会有很大的问题。监管的核心要讲独立性、专业性、协调性。我们过去的金融监管是以机构监管为主，一个监管部门管一帮金融机构，更重要的是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监管承担两大责任，一是监管，二是发展，但是合在一起就会出现很奇怪的行为。“我认为，监管部门的责任要简单化，发展的责任应该由政府部门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