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达到了450万人，还有约130万居住在城镇的科技人员、中高等院校毕业生等下乡创业创新。经济学家厉以宁对“城归”寄予厚望，甚至视之为中国新的人口红利。
    人的流向，是社会活力最重要的表征。我国农业面临的成本上涨、价格倒挂、增收趋缓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一个根本制约是农村适龄劳动力长期净流出，农业经营方式转变滞后。
    解决好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提升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增加农村和农业的吸引力。做好这篇大文章，无法通过简单地不断减少农业人口来实现。尽管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仍然偏高，还处在“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的发展阶段，但新型农业经营者不能全指望目前一直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人。他们中有些人经过培训的确可以胜任这一角色，但在开拓意识、市场经验及经营才能、资金实力等方面，确实也存在较大局限性，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的成长空间和可能性还在逐步下降。
    对冲日趋严重的农民老龄化对农业现代化的不利影响，需要拓宽视野，用好外部力量，尤其是在城市受过现代产业训练后重返农村的“城归”。对农村现代化建设而言，他们是合适的种子。事实上，随着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和制度利好的释放，近年来从农村走出去的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士兵等人员返乡创业的越来越多，甚至城镇的科技人员、中高等院校毕业生等也开始下乡创新创业。经济学家厉以宁对“城归”寄予厚望，甚至视之为中国新的人口红利，应该说指出了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这些对农村有认同感的“城归”，或可适度平衡农村变革过程中的各种负外部性。
    当然，呼唤“城归”改善农村劳动力和经营主体的结构，实现代际更替，不是要搞“逆城市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就业、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定居，仍是大趋势。在这个过程中，部分有意愿、有条件的人变为“城归”，来改造农业农村，活跃农村经济，本质上是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互动。当城市的资本和人才以更合理的方式推动农业现代化，把更多的农业人口更平稳地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才能为中国的新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