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旦美国经济渡过难关，美联储终结量化宽松并进入加息周期，美元则会升值并大规模回流，这对其他国家来说，意味着一场新的噩梦，轻则资本外逃、经济失血，重则面临全面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美元走强，还将加剧大宗商品的疲软，让一些资源输出型国家面临更严峻挑战。
    2.我们今天的改革更加强调税收的转移支付、“削峰填谷”，一方面是由于贫富差距确实较大，基尼系数虽然几经波动，目前还处于国际前列；另一方面也是从适度扩大消费能力的角度考量。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中低收入者的购买力对增收更为敏感，尤其是工薪族省下来的千儿八百块的房贷利息，都会用来改善基本生活条件。这对于民生福祉与拉动内需，将起到非常明显的结构调整作用。
    3.如果两地市场从组织机构上建立联合监管小组，提高违规者的违规成本，才能获得两地投资者认可和放心，两地市场的融合和互联互通才能落到实处，下一步才有可能实现两地市场的IPO免检机制和快速上市机制以及两地机构的互认会让境内投资者更加关注和熟悉香港市场，会给香港带来新的资源和新的空间，当然也会倒逼A股市场快速学习和适应国际化规则，也能促进交易所之间相互竞争，尤其给“卖方市场”特征明显的A股市场带来巨大的危机感。
    4.民间投资空间狭窄问题远未解决，民间资本多半在楼市、股市和金融领域打转转的同时，正在伺机“走出去”。后者必须得到高度重视。
    5.新三板门槛的降低并非一件易事，引进“活水”的同时也要顾及投资者保护，当前挂牌公司多为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早期的创新创业成长型中小微企业，新经济、新模式特征明显，业绩分化现象突出，要求投资者应当具备较高的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从今年对新三板违规案件的处罚来看，数量也明显增多，因此，当前最重要的是结合监管力量与市场规模，加强对新三板公司的监管以及完善相应的法规制度体系，降低投资者门槛的事情可以缓一缓。
    6.相对于央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地方国企的混改力度可能要比央企更大一些，也要放得更开一些。因为，地方国企事关国计民生的企业要少一些，能够列入到垄断领域的几乎没有。既然如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更大力度地向非国有资本开放，吸引更多的战略投资者。因此，对投资者来说，能够想象的空间也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