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指数连续6年超过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高管及董事独立性、现金分红等重要指标占优
■信息披露相关性可靠性连续3年指标领先
    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质量已经连续6年超过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这是记者从日前在南开大学商学院举行的2016中国公司治理指数发布与研讨会上获悉的。
    CCGINK从2003年起已连续发布了14年，先后累计对24359家样本公司开展了治理评价。基于该指数开发的央视治理领先指数于2013年6月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实现从科研成果向实践成果的转化。
    200余位与会嘉宾围绕大会主题“公司治理改革深化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进行了探讨。天津财经大学校长、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中华工商时报理事会顾问李维安教授主持会议并作《2016中国公司治理评价报告》，发布被誉为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状况“晴雨表”的新年度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即CCGINK）。
    会议设置了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风险与公司治理评价、企业集团治理、跨国公司治理、金融机构治理、公司治理与创新创业、网络组织治理、实验经济学与公司治理等主要议题，并专设“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论坛”闭门会议、全国公司治理青年论坛。
典型事件带来治理契机
    中国公司治理作为治理改革的先行者，构建了以规则、合规和问责等为核心制度要素的治理体系，正经历着由行政型向经济型的转型。
    在此过程中，中国公司治理从依靠法律、法规等强制合规阶段逐步发展至自主合规阶段，再到当前的有效性阶段，出现了治理事件推动治理完善和深化的大趋势。
    从“国美控制权之争”引发对提升内部治理能力的思考，到“阿里巴巴海外上市”引发对境内外治理规则差异与创新的探讨，再到近来发生的“万科控制权争夺战”推动对外部治理能力、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等的关注，无一不是推动制度创新，催生公司治理变革的典型事件。
    从这个层面上讲，典型公司治理事件的发展与演变不仅为公司内外部治理能力的提升带来新的契机，更为寻找公司治理改革深化的路径提供了新方向。
    本次由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评价样本量为2807家，是同期全部上市公司样本，其中主板1493家，中小企业板772家，创业板492家，金融业板块50家。
    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在2003-2016年总体上不断提高，经历了2009年的回调，金融危机之后，趋于逐年上升态势，并在2016年达到新高62.49，比2015年提高了0.68个百分点，比2003年上升13.53，提高了26.64个百分点。需要说明的是，2016年金融业治理走低。2003-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依次为48.96、55.02、55.28、56.08、56.85、57.68、57.62、59.09、60.28、60.60、60.76、61.46、62.07和62.49。
董事会治理优势明显
    在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方面，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一直在追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二者差距一度缩小到2015年的0.34，但2016年二者之间的差距被拉大至0.80。
    具体看来，2016年构成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的股东治理指数、董事会治理指数、监事会治理指数、经理层治理指数、信息披露指数和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数，六大维度均呈上升态势，其中股东治理和董事会治理提高最为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控股股东性质不同，治理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差异——继2011年之后，2016年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治理指数连续6年超过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具体来看，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股东治理指数的平均值明显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差距为4.88。
    进一步分析发现，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在高管及董事独立性、现金分红、累积投票实施、中小股东董事提名权、经营类关联交易等重要指标上的表现都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董事权利与义务、董事薪酬和独立董事制度方面，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也超过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尤其董事薪酬方面优势较大。
    2016年，有1350家（占48.1%）上市公司在过去的5年内持续分红，较2015年801家（占30.9%）大幅上升。由于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必须为中小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该制度得到了普及，而上一年度只有33.0%的公司提供了这一投票方式。
    中小股东权益保护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但仍有继续提高的空间。累积投票在董事和监事选举中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虽然有2490家公司在公司章程中制定了累积投票制度，但其中只有311家公司在董事选举中实际采取了累积投票方式。
    最近出现的“控制权争夺战”使得上市公司开始重视公司章程在自主治理中的作用，部分公司通过修改公司章程来增加敌意收购的难度；但同时也可能会带来过度防御，损害中小股东的权利，有536家公司将提名董事所需要的持股比例从3%提高到5%，超过了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对此所做的规定。
    整体来看，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指数的平均值为64.11，比2015年度提高了0.63，主要原因在于董事薪酬指数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上升了2.65；董事会组织结构和独立董事制度指数都分别比2015年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董事权利与义务指数与上年持平，董事会运作效率指数略有下降。董事薪酬指数的显著上升主要体现在：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比例显著提高，比2015年提高了约38%；持有公司股票的董事比例也较2015年上升了约13%。
    独立董事指数的上升表现在：独立董事津贴的提升，平均津贴由2015年的64965元上升至2016年的73739元；独立董事缺席或委托出席的比例较去年有所降低。董事会运作效率的下降主要体现为兼任高管比例的上升和女性董事人数的下降，部分公司过频的通讯会议提高了董事出席率，但降低了董事会信息沟通的充分性。
信息披露具有机制优势
    信息披露水平近六年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2016年信息披露指数为65.43，比2015年上升了0.26，主要是由相关性和可靠性分指数上升造成，分别提高0.56和0.31，而及时性下降1.14。相关性指数上升主要体现在公司战略性信息、行业格局及趋势、研发支出及详细信息、关联交易信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控缺陷情况披露等方面均略有提升。
    可靠性方面，报告期内有发生财务重述行为的公司减少较多，所占比例相较2015年减少5.29%，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公司由96.33%升至96.48%，但内部控制无效及有重大缺陷的公司从2.93%升至6.73%，部分抵消了前两项可靠性提升的作用。
    因为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平均披露时滞变长，由资产负债表日后93天上升至97天，披露日期处于截止日最后五天的公司占比由12.81%增加至22.37%。
    2016年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数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出2.45，优势主要在于反映相关性的研发支出详情披露、公司战略性信息、关联交易情况、子公司情况披露等和及时性的年报实际披露时滞等指标上。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已连续三年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企业公民意识普遍增强，利益相关者治理水平稳步提升——2016年度我国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数的平均值为62.68，较2015年提高了0.17。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愈发重视利益相关者方面的治理。进一步分析来看，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为50.43，较去年下降0.36，这主要是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上市公司普遍在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投入与网站建立与维护等方面削减了开支。而2016年利益相关者协调程度指数为77.05，较2015年上升0.22。
    2016年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水平为63.19，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其中在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和利益相关者协调程度方面，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指数分别为50.83与77.69，均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49.52与76.11。
    但两者之间差距在本年度明显减小，如在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方面，2015年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3.04，而这一数字在本年则为1.31。
监事会治理仍是短板
    监事会治理质量逐年提高，尤其是从2006年新《公司法》实施后，监事会的职权得到加强，监事会治理的履职基础得到强化，监事会治理质量有显著的提高。
    尽管如此，监事会治理仍是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治理六大维度的短板，也是大部分企业的短板。
    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指数的均值为58.76，其中监事会运行指数表现良好，平均值为70.99，监事会会议次数由2015年的5.49次提高到5.68次。监事会胜任能力指数和规模结构指数平均值分别为59.70和50.32，但上市公司监事会规模以及职工监事设置上大多仅仅符合公司法的底线要求，2016年71.93%的上市公司监事会规模为3人。
    在运作效率和董事会组织结构方面，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董事会超过了民营控股上市公司。
    分析显示，近六年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平均水平明显高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原因在于近年来国资委及地方政府等不断探索监事会制度改革，更倾向于将监事会视为监督公司运营的一种方式。对于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而言，中央巡视组针对企业的深入调查，在有助于监事会进一步明确问题有的放矢的同时，巡视制度常态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监事会的职能作用。
    经理层治理总体呈现平稳趋势，激励约束机制有待完善——2016年样本上市公司的经理层治理指数平均值为58.01，较2015年提升0.21，其中激励约束指数较上一年上升3.47，任免制度指数和执行保障指数略有下降，样本公司经理层总体治理状况呈现平稳趋势。